一、引言：为什么要重读文本？ 今天主要讨论鲁迅早年用古文写作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破恶声论》。这篇论文于1908年的年末发表在《河南》杂志，至今一百年了。从中学开始，我们就会在语文课本中读到一些鲁迅的文本，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等。为什么我们要读这篇以古文的形式写作的、极为难懂的论文？ 对于一个文本，我们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一种读法是把文本看作历史文献，通过考证和研究，追踪文本形成的线索，以及它在历史的脉络里面的意义，进而了解整个历史变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文本基本上是了解历史的线索和材料。这种读法在历史研究中最为常见，人们已经发展出阅读历史文献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另一种读法与此有所不同，更注重文本本身的理论内涵，以及文本提出的概念、范畴、命题等对当代的意义。也就是说，第二种读法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时间的味道在里面。在我们阅读经典文本的时候，这两种方式常常是相互交叉，但也各有侧重。经典之被认为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产生经典的时空的意义和再解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各种解读的过程，经典不大可能成为经典。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把传、注看作是经典得以产生的前提，也就是说，经典与传、注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时间性的关系，像通常人们说的那样，先有经典，后有传注，而是恰恰相反，古典文本是通过后人的传、注才成为经典的，否则，《春秋》就只是“断烂朝报”，《诗经》无非民间歌曲之汇集，《易经》也不过是占卜之书，《尚书》至多只能提供后人了解历史的线索而已。因此，不是经典产生传、注，而是传、注创造经典。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系谱学观点。 文本的复活是通过阐释活动完成的。文本存在着超越时空的潜力，但并不能自发地超越它的时空，因此，文本成为经典，即成为一个活的文本，不但是阐释活动的结果，而且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事件。在文本得以产生的事件与文本成为当代经典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连续性，它依赖于我们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文本与事件的关系因此包含了两重意义：一方面，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文本对于事件的阐释，事件就是偶发的事情，它无法构成一个改变时空关系和意义系统的事件。比如，如果没有有关革命的讨论和建立民国的种种设想，武昌起义不过是无数兵变中的一次；如果没有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对于社会主义、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时代的阐释，十月革命也同样只是一次有限的武装哗变和叛乱；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也不只是事件的产物，而是事件成为事件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重新激活文本的行动，或文本被重新激活的现象，势必产生于一种独特的历史情境之中；一旦一个文本被创造成为经典，即对我们的生存产生意义的文本，这个行动及其后果也就会产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就经典的产生也是意义的产生而言，它本身构成了事件。 回到开头的问题：鲁迅的许多作品已经被公认为现代中国的经典，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么一个难读的、并未被经典化的文本？在读完了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回过头来认识它的宗旨。正如本文的副标题所示：这篇文章可以视为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独特回答。启蒙到底是什么？是民族觉醒，抑或世界主义？是民主共和，还是个人自治？是破除迷信、反对宗教，或者世俗化？是权利的自觉，还是内在性的呈现？此外，谁是启蒙者？启蒙是精英对大众的召唤，还是人与人的相互激发？召唤或激发的媒介是什么？《破恶声论》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回答。 二、何种古文，哪一种对立（应）物？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文本的形式入手。这是一个古文文本。要了解这个古文形式本身的意义，首先需要解释《破恶声论》发表时的背景。鲁迅在日本时期发表的文章大概分布在两个时期，全部采用古文的形式，但前后两个时期有区别。第一个时期是1903年前后，第二个时期是1907～1908年前后。1903年前后，他发表了5篇文章，即译作《哀尘》（雨果）、《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地底旅行》（部分）和《说鈤》，除了介绍新的科学发现、研究中国的地质矿产资源外，主要的倾向是激励尚武和爱国的精神，所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①这些文章全部发表在《浙江潮》月刊上。《浙江潮》由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人，撰稿者中除了这些人外，另有陈桄、陈威、沈沂和鲁迅等。②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与这个圈子熟悉，参与了编辑工作，这些文章是由他邀约去，有案可稽。从古文形式看，1903年前后的文章比1907～1908年的文章要流畅、易读一些，也与通常所说的文言形式比较接近。 1907～1908年是鲁迅在日本时期的写作高潮期，计5篇长文和一篇译述，全部发表在《河南》杂志上，即《人间之历史》（第1期）、《摩罗诗力说》（第2、3期）、《科学史教篇》（第5期）、《文化偏至论》（第7期）、《裴彖飞诗论》（译述，第7期）和《破恶声论》（第8期）。这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的时期，他从仙台回到东京，经历了创办《新生》失败之后的寂寞。关于这个“寂寞”的叙述，最为详尽的是《〈呐喊〉自序》，按照鲁迅的说法，他应钱玄同之邀为《新青年》写稿，就是同感于前驱者的“寂寞”。我们稍后就会讲到，《破恶声论》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寂漠之境”。不过，《破恶声论》中的“寂漠”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而《〈呐喊〉自序》中的“寂寞”是一种对于“寂寞”的主观感受，即寂寞感，但两者是相通的。对于“寂寞”或“无声的中国”的痛恨，以及打破“寂寞”或“无声”的状况的努力，是全部鲁迅文学世界的贯穿始终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