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0)05-0049-07 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生期开始就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中。从林纾等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开始，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世界呈现在国人眼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借由《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刊物，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先后涌入中国。在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念中，正盛行于西方文坛的意识流文学，以其先锋姿态吸引了中国文学家的视线。中国文坛对意识流小说的介绍和研究开始于1920年代后期，而中国文坛的主流文学思潮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意识流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误读”。 一 作为意识流小说代表性作品之一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1922年2月刚一出版，便引起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注意。正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的徐志摩对《尤利西斯》给予由衷的称赞：“这部书恐怕非但是今年，也许是这一时期里的一部独一著作，……可厌的符号一起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以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傲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1]这一年的11月，《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在第13卷第11号的“海外文坛消息”中，及时向中国现代作家推介乔伊斯的这部新作。这大概是中国新文坛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最早介绍。 在1920年代后期，对意识流小说的介绍和研究开始展开，其中最为着力的是赵景深。1929年《文学周报》第8卷发表了赵景深翻译的John Cawathevs的论文《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借助西人的研究成果，正式向中国文坛介绍西方正在盛行的意识流小说。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是从客观向主观发展，代表作家就是乔伊斯和伍尔夫。1929年8月，赵景深的论文《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这是中国现代学者向现代文坛介绍自己对意识流小说认知的最早论文之一。此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郑振铎撰写的《文学大纲》，第一次提到法国意识流代表作家普鲁斯特；而上海联合出版社在1929年出版了由冯次行翻译、日本人土居光知撰写的《詹姆士·朱士的〈尤利栖斯〉》。1930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张我军翻译、日本千叶龟雄等撰写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对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手法作了初浅的介绍。 这一时期对意识流小说的推介，尽管在理解的深度、视域的广度上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评价的方式。赵景深的《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分析乔伊斯和伍尔夫的特色，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对乔伊斯影响巨大，而伍尔夫的创作则受到契诃夫和普鲁斯特的共同影响，二者的创作都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在承认其创作手法的复杂性之后，赵景深却又很快将其简单化：乔伊斯的作品“看起来虽没有头绪，其实他是想把心中的表现与过程如实地翻刻在纸上”，而伍尔夫把“人性和神性，意识和潜意识都混合了起来，用这种方法来显示人生”[2]。然而，比起那“一切技巧镕为一炉”的复杂性，赵景深对“如实地翻刻”和“显示人生”更有兴趣。这种兴趣在解读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理论文章《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夫人》时表露无遗：“此文大意谓写小说必须心理与周围并重，写一个人的个性也可以从别人或环境里暗示出来。班奈特是只知道创造人物的本身，而布朗夫人，小说的象征人物，却注意到人物的周围”。而伍尔夫的独特在于“她所写的人物并不限于个人，还注意到周围”。这样的解读可以说是与原文背道而驰。赵景深将伍尔夫反对现实主义只注重外在物质而忽视内心世界的主张彻底颠覆，“如实地翻刻”、关注与心理对应的“周围”最后达到“显示人生”的结论，这一切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对，“现实主义”。赵景深从“现实主义”出发，将意识流小说所着意表现的“意识之流”仅仅视为对“现实主义”表现内容的一种丰富。于是意识流小说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达到“显示人生”的效果。在乔伊斯和伍尔夫之间，赵景深承认在文学史意义上，乔伊斯更为重要，但就小说本身而言，他更偏向伍尔夫。赵景深说：乔伊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潜意识的潮流”，使其最终只能是一个“神秘小说家”。而伍尔夫则“选择有力的最激动情感的地方来描写”，她的小说是“英文小说中最好的例证”[3]。结合赵景深将俄国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列入了伍尔夫的创作渊源这一观点来看，显然他所谓的“选择有力的最激动情感的地方来描写”，强调的是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中包含的既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因素。这才是他肯定伍尔夫的原因所在。 叶公超对伍尔夫的评价方式与赵景深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就“写实”而言，伍尔夫比一般现实主义作家更有发言权。因为“伍尔夫的技术完全是根据这种事实（作者注：指现代心理学所谓的人类的下意识活动）来的”[4]。 赵景深、叶公超对意识流的评价方式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坛对现实主义思潮，对“写实”、对“为人生”的尊崇。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直占据着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更使得中国文坛在对意识流的评价和接受时，受到了极大的制约。1920年代后期的新文坛，“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文坛主流，浪漫主义文学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刚刚开始萌生。进入1930年代，受到了国内外政治格局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直接影响，左翼文学思潮渐趋上风。尽管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在创作中也有了确实的展现，但是中国文坛对现实主义的尊崇倾向也愈加明显。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中国文坛翻译、推荐和学习的重点。框架更为狭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在慢慢成型，浪漫派与现代派逐步向现实主义归趋。因此，193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意识流文学的集中讨论，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 二 进入1930年代中期，《现代》杂志成为推介意识流小说的主力。1934年9月1日，《现代》第5卷第5期刊登了由赵家璧翻译的Hughwa1 Pole撰写的《近代英国小说之趋势》。1934年11月，《现代》第5卷第6期出版了一个“美国文学专号”，刊登了叶灵凤的《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凌昌言的《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等。1935年2月，《现代》的主编施蛰存还撰写了短文《从亚伦坡到海明威》。这些文章虽然以美国近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但不约而同地都把乔伊斯作为对比分析的对象，并对意识流小说以及小说家的艺术和流变以及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加以讨论。其他比较突出的还有1934年4月《人世间》第2期登载的彭生荃的评价伍尔夫小说体传记《狒拉西》的书评《弗勒虚》；1935年5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第17版，刊登了周立波的《詹姆斯·乔易斯》以及发表在《杂文》第4号（1935年12月15日）的石凌鹤的论文《关于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以及1936年8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赵家璧撰写的《新传统——现代美国作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