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打破了知识界平静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汪晖以现代性的后果为思考的原点，对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最终导致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分野，中国“左翼传统”又重新回到了思想的脉络之中。他在开篇中写道：“1989，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①事实上汪晖所做的判断，无疑是重复了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所做出的结论，但“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判断，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而言，确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无论是从社会学对当代社会结构的分析结果，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发生、转换的历史逻辑来看，这种事实都向我们讲述了80年代的文化逻辑的历史特征。1980年代作为连接“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和19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历史联结点，呈现出的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年代”，为两个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和动力，其自身的文化逻辑也与此有着一致性。本文试图在重新审视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的基础上，探究80年代文化逻辑的历史特征与转化的历史性契机和动力。 一、“五四”的“文化政治” 夏中义曾经说过：“名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几乎就是解读1980年思想史的必读文本”②，就这个文本的影响来看，这种说法是不为过的。这篇以“五四”和“启蒙”为关键词的文本，虽然表面看来是对历史的评价和对“五四”的重新定位，但是其实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评价和定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政治的逻辑，也就是在诉诸于历史的同时，其实也极具针对性的指向了对现实的改造和道路的选择，一些被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所排斥掉的历史可能性，借助“五四”的东风而重新复活。因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两个意义上，打开了80年代的文化逻辑，一个是，将“五四”作为80年代文化建设的一个起点，这一点，与周扬1979年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致的；第二就是，用“启蒙”取代“救亡”，从而打开了“文化现代化”的可能。 众所周知，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社会步入了以政治术语所命名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因此一开始就带有对“十七年”和“文革”的反思与自我矫正的特征，对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姑且将此种反思和自我矫正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在这种“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过程中，1980年代文化空间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各种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一方面从“文革”进入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带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中国道路”问题的设想，其实都试图在新时期建构一个他们所认同的历史道路。另一方面，相对狭窄的80年代的“政治空间”为这种历史道路的展开所设置的条件，也带有很大的限制性，因为党—国家的政治模式本身就反对一个独立的“文化空间”的出现。邹谠对这种模式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在党的结构内部，特定层次上的单位构成一组同心圆，党的书记处于中心，党委形成里面的圆圈，而普通党员则形成其外部的圆圈。在这个层次上的党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影响、指导、渗透和控制围绕在其周围的社会集团和机构，动员和组织那些从未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或以前保持冷漠和惰性的社会阶层、集团和个人。政治权力中的等级制度和同心圆模式后来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表述中体现出来。③ “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因此也就成为知识分子突围的一个关键点。正如舒衡哲的研究所表明的： 五四运动远没有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它被中国几代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当做民族活力的象征。当这些领袖和知识分子说到“五四”的“未竟”遗产时，他们实际上是要更彻底地实现文化启蒙的目标。④ 顾昕在梳理中国当代启蒙的历史图景时也指出，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直贯穿于80年代的整个历史行程当中： 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直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主题之一。林林总总的五四编史学模式不断问世，到一九八九年达到高潮。⑤ 这种大规模地重评“五四”，固然是80年代的内在逻辑使然，但我们应注意到，李泽厚等人所讲述的“五四”与政治化的“五四”大不相同，与林毓生的从传统的角度对“五四”的批判也大不相同，因此伴随着重评“五四”，是80年代的“五四之争”。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守“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五四”的启蒙意义，但反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传统主义者对“五四”割裂传统，全盘西化的批判等等，构成了80年代“五四之争”的不同面向。但是考察争论的实际内容，这里的“五四”恰恰都经历了一个“寓言化”的变形，争论中的“五四”并不是当年的“五四”了，它已被寄予了太多的现实关怀和理想抱负，从而达到对当代社会的改造与重建。诚如舒衡哲所说：“每代新人都因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抱负，为‘五四’启蒙运动创造了不同的意象，这种把历史作成批判现实的镜子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寓言化’。在这个意义上，寓言是指为了有明确的来教育当代的记忆重建。”⑥ 1986年，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发表于当年创刊的《走向未来》杂志上。在文章的结尾，李泽厚的“寓言化”的“五四”思路极为明显地显示出启蒙的“文化政治”特征： 陈独秀在1915年和1916年创刊发行《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号角，毛泽东曾很高声赞誉过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直至晚年，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内出来独居四川江津时，也仍在思索民主问题，今天是1986年，离1916年整七十年，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十年，离“四人帮”垮台也已十年，愿以此文来纪念这些重要的年头和这位了不起的“总司令”。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