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焦虑是周期性的。但是，类似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观念与形式、文学与性别、文学与市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纯文学”、“底层写作”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大都是阶段性的。这些问题只在不同的时段因尖锐而突出出来。大概只有“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它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隐痛，切近的焦虑一旦缓解，首先显露出的总会是这个问题。因此它不时会被提起。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心理，抑或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者或批评家为什么总是对这个问题津津乐道或锲而不舍。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一、“世界的文学”提出 2010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这部著作的出版，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年限：“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史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多不赞成。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文学史，应该从戊戌变法也就是十九世纪末年写起。但实际上，这些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①这里，严家炎先生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证：第一方面，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三十年。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三的《学术志二》文学条中，黄遵宪以“外史氏”的口吻说：“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因此，早于胡适、陈独秀三十年前，黄遵宪就预言了口语若成为书面语就会让“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局面。这一思想的提出，显然是黄遵宪意识到了文艺复兴后的西欧各国，他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为改变古拉丁文所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各自的民族语言为基础，实现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统一有关。因此“言文合一”的思想如果没有“世界性”的参照，也是不可想象的。晚清出使法国的陈季同，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个成就非凡的作家。他曾用法文写了八本书，有长篇小说、剧本、学术著作、小品随笔以及《聊斋》译文。这些著作不仅销路很好，而且还被译成意大利文、英文、德文等出版。这八本著作有四本与小说和戏剧有关。在他的观念里，小说和剧本已经具有文学的正统地位。更重要的是，陈季同用非常法国式的叙述，在189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成为中国作家创作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作品。他更早出版的学术作品《中国人的戏剧》，在中西两类戏剧的比较中准确阐述了中国戏剧特点：“作者认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在布景上，中国戏剧非常简单，甚至没有固定的剧场，西方戏剧布景则尽力追求真实，舞台相当豪华，剧院规模很大。作者的分析触及中西戏剧中一些较本质的问题，议论切中肯綮，相当精当。”回到国内后，他创作了话剧剧本《英勇的爱》，虽然也是用法文创作的，但无疑是出自中国作家的最早的一部话剧。不但在法国和欧洲产生了影响，而且这些创作都足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标志性作品的确认。 第二方面，在严先生看来，陈季同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观念。在陈季同看来：首先该责怪的是中国的“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不求进步，老是对小说戏曲这些很有生命力的文学品种“鄙夷不屑”。其次，陈季同也谴责西方一些文学家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读过几本好的中国文学作品甚至连中文都不太懂，就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轻率粗暴地否定，真要“活活把你气死”，这同样是一种傲慢、偏见加无知。陈季同在这里进行了双重的反抗：既反抗西方某些人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抗中国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戏曲、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他提醒中国同行们一定要看到大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追踪“世界的文学”，参加到“世界的文学”中去，要“提倡大规模的翻译”，而且是双向的翻译：“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这样才能真正去除隔膜和避免误会，才能取得进步。正是在陈季同的传授和指点下，曾朴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才先后译出了五十多部法国文学作品，成为郁达夫所说的“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事实上，当《红楼梦》经过著名翻译家李治华和他的法国夫人雅歌再加上法国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三个人合作翻译了整整二十七年(1954-1981)终于译成法文，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陈季同这篇谈话意义的深刻和正确。可以说，陈季同作为先驱者，参与了文学上的维新运动，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道路。 第三方面，严先生认为：就是当时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也是可以指认的：继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之后，1892年，韩邦庆(1856-1894)的《海上花列传》也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出的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海上花列传》可以说是首部有规模地反映上海这样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品。如果说《黄衫客传奇》借助新颖的小说结构、成功的心理刻画、亲切鲜活的风俗描绘与神秘的梦幻氛围，构织了一出感人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那么《海上花列传》则以逼真鲜明的都市人物、“穿插藏闪”的多头叙事与灵动传神的吴语对白，凸现了“平淡而自然”（鲁迅语）的写实主义特色。它们各自显示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就，同属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作品。它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 严家炎先生分别从理论主张、国际交流、创作成就三种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时的状况。可以归结起来说，甲年前夕的文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二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三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倡导人本身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②。严先生虽然论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起点或标志性的作家作品。但在这些论述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了，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同时，“世界性的文学”观念也同时出现了。这与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天下”观变为“世界”观是同构发生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像陈季同这样对西方文学世界有如此广泛了解的文学家，如果没有对西方现代性有如此深刻认识的杰出人物，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肯定要滞后三十年，也就是胡适和陈独秀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