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10-0134-06 “文革”结束之后，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文艺黑线”不再成立，文艺界领导人陆续“归来”，文坛再次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换。就在这时，围绕鲁迅发生了一场纷争，从前台到幕后，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关于这场纷争，有人曾斥之为意气之争，有人则在僵化与保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都与事实距离甚远。事实上，它既包含历史的恩怨，又体现着新的时代矛盾和不同的道义承担，有丰富的时代文化内涵，所以，对其进行回顾和探索，对于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显然不是多余的。 一、重评“两个口号” 重评“两个口号”的活动是1978年初正式开始的。文艺界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必然要涉及三十年代文艺的重新评价，也必然要涉及“两个口号”的论争。1977年末到1978年春，北京连续举行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讨论会，一个是“革命文学论争”讨论会，一个是“左翼作家联盟”讨论会，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会。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会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的名义发起，4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会上引人注意的，并不是学者的发言，而是夏衍、沙汀等老一代的发言及其态度。 当时沙汀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荒煤是副所长，他们都是左联成员，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都是“国防文学”支持者。1978年初，这些人大多还顶着“反鲁迅”的帽子。洁泯在关于荒煤的回忆中曾说：“1978年我遇见他时，没几句寒暄，他就憋不住地讲了自己结论中还有尾巴，说是有反鲁迅的错误。他大声说，我什么时候反过鲁迅？哪篇文章哪次讲话有过反鲁迅的话？毫无根据地给我留下了这尾巴。”①正因这样，面对重评“两个口号”的讨论会，他们不仅积极支持，并且会后立即把几份发言拿到他们主编的《文学评论》上发表。 1978年5月9日，陈荒煤为发表会议发言而给周扬写信：“送上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三篇，都是北大等三校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准备在《文学评论》三期发表两三篇。夏衍、沙汀同志是当事人，他们的文章可放在后一些发表，夏衍同志说他的文章还要送你看。这些发言，已在各地传播，而且还存在分歧。这些问题不澄清，现代文学史无法写，课也无法讲……”②周扬读过之后立即做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于是，《文学评论》一次发表了三篇文章：朱容的《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杨占升的《评两个口号的论争》，唐沅的《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这些文章都在努力推倒“文革”当中对周扬等人的认定和评判，重新肯定“国防文学”的口号。它所面对的是“文革”时期流行的叙述。正是因为那种叙述，把周扬和他的追随者划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而送进了地狱。因此，在结束“文革”之际，重新评价“两个口号”，应是平反昭雪和拨乱反正的题中之义。 论及对“两个口号”的重新评价，与之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王韦的信。1978年4月，就在重评“两个口号”的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之际，徐懋庸的夫人王韦写了一封信。王韦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因而信是写给文学研究所领导人沙汀和陈荒煤的，但要求他们转给周扬。王韦的信中说：1977年12月2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给徐懋庸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了第二次结论，其中仍然保留了“徐懋庸在三十年代，积极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国防文学’，攻击鲁迅”的说法。她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为了让中央了解情况，她从徐懋庸1972年写的关于延安生活的回忆录中找到了毛泽东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徐懋庸在回忆中说，他于1938年3月到延安，5月中旬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回了信，并且很快派秘书先来初步了解了情况，然后于5月23日左右的一个下午在住处听取了徐懋庸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根据徐懋庸所记，毛泽东谈了六点，其中重要的是三点：“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③徐懋庸回忆说，毛泽东还让他去找陈云汇报，陈云又让他去找李富春汇报。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指示是一致的。其实，这种说法与“文革”之前的调子基本相符：两个口号都是革命的，是内部的争论，同时，双方都有缺点，比如宗派主义等。因此，徐懋庸记下的几点很适合“回归十七年”的需要。 1978年9月5日，王韦的这封信到了中央组织部。因为信中要求请陈云证明徐懋庸回忆的真伪，工作人员把信转给了陈云。9月11日，陈云致信胡耀邦，认可徐懋庸的回忆，并建议组织部对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作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胡耀邦把陈云的信转给中宣部，中宣部立即执行，调查的对象首先就是周扬。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的荣天屿在回忆周扬的文章中说：“听我们传达了陈云同志关心上海文艺界三十年代的问题的意见后，很兴奋也很激动，立即深有感触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是对鲁迅的伟大不够认识，对鲁迅不够尊重。认识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真理是有过程的。‘四人帮’最大的颠倒是非，就是把我们和鲁迅先生在两个口号问题争论这种人民内部的争论，说成是敌我矛盾，说成是阴谋。”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