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我的一个基本观察是，上海人相互“弗作兴开国语”。老辈更甚，在单位学一点，退休扔掉，碰见说普通话的照旧“伊拉阿拉”，不管人家能否听懂。文化人从小学到职场，或与外地人结婚成家，都能讲“上海普通话”或标准普通话，聚在一起还是“弗作兴”。方言在方言区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上海人也“接纳”普通话。首先是运用沪语的一些地方艺术形式，如传统滑稽戏和近来走红的周立波“上海清口”，就经常杂用普通话①。名流、学者和一般市民偶尔也开国语，但“阿拉上海人开国语”不同于“伊拉外地人讲普通闲话”。“外地人”用学习和仰视的态度说普通话，可以暂时忘掉方言，上海人尽管“国语弗推板”（普通话不差），却无此认同，乃是姑且一说、说过就忘，顶多朝普通话大门踏进一只脚，身体还留在“体己”的上海话里。明星、市民在纪实或实况转播节目镜头前开国语，多半情非得已，被动扭捏之态可掬。 上海学者聚在一起的学术讨论以及某些说唱艺术“开国语”，固然如语言学家所说，是方言不够用，求助于普通话（尤其碰到一些学术概念），但更多时候还是为了把某个话题用普通话包裹起来，拿到“上海闲话”的对面，作为个案“酿大尕窠窠”（让大家看看），而这就被市民生活气息浓厚、实用精神强烈的上海话反衬出该话题的某种异己性和陌生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某个话题用普通话翻译出来，好比理想的翻译确立之前，暂用几个英文单词表达某些中文不易表达的内容，目的是有利于“译者”站在上海话角度对被“翻译”为普通话的某个概念和话题加以客观的打量。这种语言“调换”，是只有上海人才深得其中三昧的独门功夫。不管哪种情况，都说明在上海人心目中，方言主权，不可让渡。 这是口头，书面又两样。近代以来上海话在绝大多数上海市民的口头交际中虽然占据统治地位，实用文体中却非主流。一个最显目的现象是，和广州迥然不同，近代以来上海未曾流行过清一色的沪语报刊，有些小报依托沪语，然而是在官话、国语基础上偶然杂用，小打小闹。再看文学领域，近代上海地区虽有过短暂的吴语小说潮流，但旋即衰落。现代时期虽有少数作家杂用沪语，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普通话推广以来，本地作家就很少再用上海话了。他们口头上“弗作兴开国语”，却只用接近普通话的狭义的现代汉语写作。 这是典型的“嘴巴坚持，手上放弃”，上海口语特有的文化气息因此难以借助方言书写进入文学。8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程乃珊、王安忆、陈村、叶辛、蒋丽萍、俞天白、孙颐、赵丽宏、赵长天、王周生、王小鹰、沈嘉禄、沈善增、里程（程永新）、殷慧芬、彭瑞高等作家虽偶尔尝试在作品中不同程度输入沪语，但基本还是“言文分离”。比起那些喜欢在作品中吸收方言的“外地”作家（上海人习惯称上海以外中国所有地方为“外地”），上海作家的特点竟是语言上全无特点。这个“特点”，在90年代以后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作家如张旻、夏商、西飏、丁丽英、潘向黎、王宏图、谈瀛洲以及“80后”上海本地作家那里更加明显。 1892年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横空出世，作为纯粹的方言小说，对方言土语（苏州话）的大胆采用远远超过20世纪20年代开始占据中国现代文坛主流达半个多世纪的“乡土文学”对作家所在地或作品所描写的地域方言的借鉴。40年代，还有韩邦庆的后继者如周天籁、张爱玲等努力在作品中运用上海方言，如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和张爱玲的部分散文随笔与短篇小说。50年代至今上海文学在方言运用上不仅逊色于同时代的“外地”作家，也愧对一百多年前“吴语小说”的伟大先锋及其40年代的后继者们。 上海话是近代以来上海周边江、浙两省多种方言的融汇。现代意义上的上海话是移民造成的一种都市语言，并非上海本地原有方言（如金山话、浦东话、南汇话、嘉定话）。由于上海是一座现代移民城市，孕育于上海的“海派文化”理所当然要溢出上海方言和现代意义上的上海话之外。长期在上海生活、通晓沪语的现代作家，一般都不用上海话写作（张爱玲周天籁是例外）。鲁迅早在北京时就曾戏言要禁说苏州话，他听上海话大概也不舒服，杂文中偶用上海话，只是刻画小市民心态的道具。这样说来，当代上海文学不能等同于上海方言文学。上海作家不一定非用上海话写作不可，不宜单纯从方言角度来看上海文学，有时候恰恰要摆脱方言束缚，从某些超方言的角度来研究上海文学之海派风味的由来（本文只涉及母语内部的超方言策略，像哈金那样运用外语写作的超母语现象不在讨论范围）。 话虽如此，当代上海作家创作的狭义的上海文学若无一点上海话神气，终究可疑，也很可惜。出生在上海、日常生活中习惯说上海话的“上海作家”，在学校基本都受过普通话训练，能说普通话，又都是读现代白话文作品长大的，普通话和上海话都是他们的母语，但二者在作家语言意识结构中的位置，恐怕上海话还是第一母语，扎根深处，再上一层才是现代汉语和普通话，那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后天学习获得的第二母语②。将第一母语上海话（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排除在写作之外，母语资源只用一半，很难说是彻底的“言文合一”。 上海话固然不是面向全国的上海作家唯一的语言凭藉，但上海话能否适当进入上海作家的现代汉语写作，给后者提供方言文化特有的滋养，仍然值得探讨。 对比其他方言区作家的语言策略，这个问题本不难回答，但上海作家至今还无力回答。上海愈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话版图愈收缩，这种“只说不写”、“有声无文”的现象就愈触目。 二 上海话进入上海作家现代汉语（普通话）写作时究竟遇到怎样的困难？上海话和普通话在上海文学中的关系究竟如何？要弄清这一点，必须回答两个前提性问题：方言在整个现代汉语文学中的位置如何？相比其他方言，上海话在方言写作上有何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