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可以说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创新性的一部分。这种创新性表现在，它明确提出了如何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社会浪潮冲击后，重新整理“过去的历史”的问题。不少学者敏感地察觉到，“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①。“如果把《再解读》作为一个具体可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大部分篇幅仍在尽力解构一个已经迅速变得遥远的时代。”②“这些正典化了的作品群，本身已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③“《三里湾》和《‘锻炼锻炼’》是这种‘史诗’的继续。”④“‘当代文学’概念提出的原因”，是为了替“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当代文学史‘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后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⑤。认为《艳阳天》艺术成就高于《三里湾》的观点，“完全无视当时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真实的历史境遇，完全无视作者的叙事技巧与他的文化立场的关系”⑥。而随着“进入90年代，‘新时期’思想文化话语的种种意识形态前提、推设和期待在新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环境里面临种种自然或强制性的筛选、分化、淘汰和重组”⑦。“80年代的中国作家都以同一种方式言说历史”的状态，以及“在这种同质化——一体化的共同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史的写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都是值得展开的话题”⑧。“然而，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却是一个问题。”⑨ 一、被安装的“新启蒙编码” 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里被巧妙安装了80年代的“新启蒙编码”，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历史就是将某一事件置于一个语境之中，并将其与某一可能的整体联系起来”⑩。而这种“语境”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需要“人的主体性”来支撑，更需要将“十七年”的事件性安插在这么一个不利于它的解释环境中，并用主体性来刺激它、揉搓它、开掘它；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曾经熟悉的“十七年文学”被整理了也就等于被陌生化了，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完成了它的整体性。 在被启用的80年代“新启蒙编码”的识别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它被放进一体化的历史容器里。“对于国家单位中的成员，新政府是通过供给制或薪给制的方式把他们‘包下来’的，这种方式为新政权实现对其成员形成从物质到精神上的系列控制预设了根基。文学领域的单位实行的也是这种制度。如中国作协成立后，其经费来源有两个部分：‘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则由财政部拨发。说到底，那时候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这样，“作家的身份角色就必须发生变化。他们已不再是思想文化界‘自我’的存在个体，而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11)。由于“新启蒙编码”暗示研究者把“十七年”置于它事先安排好的语境中，所以那些缺乏“十七年”具体历史体验的年轻研究者，便都相信“十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这种模样。以《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1958年的改版为例，他们相信：“在中国大陆，杂志的改版，有时也被称为新闻出版工作的内部整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疑，《文学研究》的改版，是政治宏大叙事的一个音符变奏。那么，我们能从这些变奏本身看到哪些蛛丝马迹呢？”(12) 我们应该坦承，80年代“新启蒙编码”的安放确实是出于历史浩劫后的紧张局势，它拯救了国家和许多不幸的家庭。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其实就是一种历史叙述，它在那时已经编好，并等着人们广泛认同和全面采用（现在该叙述的继续采用者就是当年的受益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是采用这种叙述最成功的当代文学史教材。“这是从思想僵化中走向思想解放的六年。这是破除个人崇拜和打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使人民民主得到发扬，艺术领域人为的‘禁区’被不断突破的六年。这是文学从十年历史迷误的黑暗胡同里走出，阔步迈向未来光辉大道的六年。”(13)这种编码一启动就把“十七年”放置在“八十年代”的对立面上，虽然当时无人置疑，但显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是用“五四”“新启蒙”的剪刀将过去历史“减去十岁”的做法(14)。 尽管我们抱着历史的同情尽量去理解80年代学人为推动学术转型而用这种历史替代另一种历史的做法，但有人不认为它就这么简单：“任何一个历史插曲——一次革命或一场战争——都可以化解成‘无数的个人心理时刻’。每一时刻反过来又都能够转译成某一更加基本的‘无意识’发展的显示。”也可以“借助抽象手法”来“建构”历史，但“面对纷乱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出于叙事目的对它们进行选择、切分和分割”。这说明历史并不都是以整体性、必然性来显现的，它有时还隐藏着碎片性、突发性和偶然性的因素(15)。因此，我们怎么从被“新启蒙编码”设置的“十七年整体性”理解中走出来，绕过正悄悄形成的“十七年”研究的森严行规，重新面对历史当事人难以忘怀和无限复杂的“个人心理时刻”，依然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新启蒙编码”以90年代为理由继续埋设在“十七年文学”研究管道中，表明不仅80年代的“十七年反省”需要文学／政治、自我／集体、启蒙／救亡、“十七年”／“新时期”、“文革”／“五四”等若干组意图明显的编码程序，90年代的“十七年”研究同样需要它激活停滞枯竭的“十七年”研究状态。因为文学／政治的编码程序既能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学”、杰姆逊的“西马”秘密结盟，同样能在中国环境中继续触动所有人的敏感神经，以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而不会理睬认为历史并不等于简单的编码、同样也是历史当事人难以忘怀和无限复杂的“个人心理时刻”的看法，因而总是习惯性地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摆在“十七年”认识的中心位置。“新启蒙编码”之所以依旧像一个“历史幽灵”在90年代学术中继续活动，是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中，由于‘历史’一词的活跃和普及程度，它似乎很难作为一个质问的对象。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几乎成了一种超验的绝对权力”(16)。它堂而皇之地逃过了被“重新整理”的关口，在新一轮知识更新转型中成为“转世灵童”。看看今天铺天盖地且千篇一律的“十七年”研究成果，就知道这最令人揪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然而直到蔡翔从上海都市、工业化革命技术、劳动和劳动阶级、工人阶级状况等知识角度重新研究“十七年文学”，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简单理解“十七年文学”／政治的历史关联，这种担心实际是多余的(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