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1)03-0019-06 史称阳湖派古文家能“拔戟自成一队”。①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条列清代古文家时，以“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三目统摄，可见阳湖派的卓然名世，是清中期古文发展的一件盛事。加上桐城派对阳湖派有影响与启发之迹，故人们习惯于从古文脉络来为阳湖派定性。但阳湖派的兴起，比之桐城派的初兴，实与骈散并兴之文章时局的消息更大。阳湖派的“文体不甚宗韩、欧”，其所依托的文章学资源，不限于古文，亦跨界到骈文。这种透露骈散并兴历史机宜的风格学实践，既参与常州地域传统的型塑，亦预示文坛向近代的过渡。 (一)“阳湖”名派与地域底蕴。 从乾隆末年到道光前期，经过前后30余年的群体努力，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友朋同道间的文章观和文章创作形成影响力，并为世瞩目。阳湖派的构成形态较为松散，主要是靠朋友切磋，并以相互间的定集、品评等形式，保持创作趣味上的互通声气，形成了一个意趣相投的文学交游圈。在此基础上，流派标识逐渐明朗，且因地域机缘的作用，颇有一批文学后辈深受族亲或乡贤的熏染与引导，持续地显示出富于地域特色的文体素养。这种地域宗风的传承，也因某些代表人物的仕宦行踪而波及于旁省别邑，且具有不限于常州一地的后续影响力。 同人订交的最初踪迹，以乾隆五十四年前后为重要。18岁的陆继辂与年龄相仿的张琦、祝百十、庄曾仪、丁履恒及其侄陆耀遹等订交于里第②，李兆洛亦参与其中，其后李兆洛为陆继辂所写《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回忆曰：“予年二十，始识君于君之第，一时里中少隽士皆集，因而定交。予每至郡必诣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友也。”[1]卷十一两年前在京师已结为文学之友的张惠言与恽敬亦归乡来聚，同聚的还有祝百十的姐夫薛玉堂等人。 这批“里中少隽士”同气相求，融摄了特定的时代与地域文化内涵。乾嘉之际政局的衰变、文化政策上思想控制的缓冲，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世学风的复苏。阳湖派诸同人虽多为寒士，但怀抱济世情怀，互相砥砺志节，体现了压抑中力求振拔的自立精神。 这种自立精神因常州今文经学派与阳湖文派的关合而格外彰显。在这批“里中少隽士”的交游圈中，有数位出自常州今文经学开山宗师庄存与家族，可谓庄氏之学的嫡传，如李兆洛记述自己通过庄存与之孙庄绶甲、孙女婿丁履恒、外孙刘逢禄而“获知庄氏之学”③，他又记庄绶甲“承师论交，博访孤诣，如张编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刘礼部申受、宋大令于庭、董明经晋卿诸子，无不朝夕研咏，上下其议论”(《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1]卷十二。其中宋翔凤为庄存与外孙，董士锡为张惠言外甥。至道光初年，李兆洛请人将时相雅集的贤友祝百十、张琦、丁履恒、陆耀遹、庄绶甲、周仪暐、方履篯、周济、张成孙等14人画成《同车图》，作文记之。此图“见贵于名流”。[2]159其中张成孙为惠言之子。“同车”的寓意，也是这个不乏人才接力的交游群体的生动象征。常州学派对于近代学术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论，是“一代学术转捩之枢”(《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3]卷四十一。常州学派以引领今文经学研究而著称，饶有“绝学”之誉(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4]494，其实开派人物在学风上颇善融通。无论是庄存与治学的“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1]卷十二，还是刘逢禄的“不泥守章句，不分别门户”(《礼部刘君传》)[1]卷十四，都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宏而通”的学术精神，并由会通而走向探本穷源、别开生面。这种会通的色彩还表现为经术与文学合一，即常州士人儒林而兼文苑的主体精神日益建立。在通儒辈出的乾嘉时期，这种精神于清代士人个体来讲，不乏其例，但就某一地域整体来看，常州士人群体尤其超卓。常州今文经学派与阳湖文派人员的交叉迭合现象，正说明儒林而兼文苑的理念已被赋予群体的意义，具有地域文化的魅力。此期常州的经儒往往特具文学内涵，《公羊》学诸大师尤其如此。刘逢禄善于砥砺于朋辈，在诸多集思广益的对象中就包括董士锡的“词动魂魄”④，恽敬称许刘逢禄“治经行文俱冠流辈”(《与孙莲水》)[5]卷一；宋翔凤《香草词序》谓“弱冠后始游京师，就故编修张先生受古今文法”[6]350，在文学上有心师从张惠言，故其著述具“文特华妙”(章太炎《清儒》)[7]476之长。阳湖文派的卓然自立，有效地强化了儒林而兼文苑的地域传统，并反映在“学以济文”的思路开掘上。道光初年，陆继辂在《上孙抚部书》中推举李兆洛、丁履恒、庄绶甲、宋翔凤、董士锡、方履篯、张成孙等人的“瑰辞朴学”[8]卷三，此时张惠言与恽敬虽已逝，但“瑰辞朴学”的范式已显示出稳固的活力，亦为世瞩目。 阳湖派与词史上的常州词派，在早期人员组构上，几乎是重合的(陆继辂《冶秋馆词序》)。[8]卷三这一情形也值得提及。他们在词学上追求“指深言文”，与在文章学上“文苑儒林合同而化”之新境，也有呼应意味，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晚清学界文坛上常州魅力在经学派、古文派、骈文派、词派上都有体现；而这些门派在人员构成上的交迭渗透之势，以及在学风理念上的相通互促之境，又使得它们各自的声势交相含摄。故“阳湖”之名易于播在人口，亦时见以“阳湖”指目经学上的常州派⑤及骈文上的常州派⑥，但更通行的，则专指古文派。 阳湖派形成了切磋讨论文章学的活跃气氛。张惠言《茗柯文编》是该派较早的成果，此集共分四编，前三编的结集都出于作者手订，嘉庆五年作者有自序。今存其初编手稿本中，有王灼、吴德旋、刘逢禄、董士锡诸人评语。同治八年刊评点本《茗柯文编》，主要是恽敬的眉批，不仅有赞扬，亦加商榷，体现出两位古文家的知己之诚。恽敬乐于在朋辈间规箴，他还为陆继辂的《崇百药斋文集》作过删削，作者有“拣金一劳再披沙”的诗句相赠。董士锡于嘉庆二十一年也对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提出编定意见。道光八年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刊刻之际，宋翔凤为之序。张惠言之弟张琦于本年校刻先兄《拟名家制义》并跋之。这类互为序刻之例不一而足。朋侪之间也有因互相信任而代笔为文，如恽敬有《朱石君尚书梅石观生图颂代张皋文》之作，可知恽、张在赋颂之体上造诣可亲。李兆洛于道光元年编刊《骈体文钞》，旨在融通骈散，他意识到此书命义别致，“恐古文家见之不平”，所以不仅有自序，还自代庄绶甲拟成《骈体文钞序》，足见相知及借重之谊。[9]70-71 阳湖派对文坛的贡献，也是在与桐城派的动态关联中得以展示的。 张惠言本人对亲近桐城派刘大櫆古文之学有过表述，其《文稿自序》称友人王灼曾“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10]时当乾隆五十三年，王灼得读张惠言所作《黄山赋》而善之，劝为古文，并语以所受于其师刘大櫆之古文法。但客观地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其《书刘海峰文集后》对刘大櫆的古文取径与成就有所质疑，如对王灼所持的“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倍于胜于望溪”之见不甚赞同。[9]121实际上张惠言走上了学与文兼茂之路，拓展积学明理的思想境界，他“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辨《说文》之谐声”(曾国藩《重刻茗柯文编序》)[11]卷一，作为专精的汉学家而治古文，其古文成就的典范意义已不同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方苞。关于张惠言与刘大櫆的这层因缘，张惠言门下亦有所认取。如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在学品文风上有“酷似其舅”[12]712之评，年16从舅氏游，承其指授，所为虞氏《易》、古文、赋、诗词皆精诣。[１３]卷六包世臣于道光十年《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对董士锡“工为赋及古文”评价曰：“览其赋闳廓幽窈，古文亦浑深有作者之意，虽沿用桐城方望溪、刘才甫之法，而气力遒健能自拔。”[14]610董士锡是笃守师承的，特别是古文之学由舅氏而上溯于桐城派的刘大櫆，嘉庆二十二年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提到：“晋卿古文之学，出于其舅氏张皋文先生，皋文受于刘才甫之弟子王悔生，盖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晋卿才力杰骜，下笔辄能自拔。”察觉董士锡虽服膺桐城之法，但自具才力思致，“下笔辄能自拔”，可以突破桐城派的创作范式。这一点在其师张惠言身上已有体现，如张惠言有一句播在人口的论文格言，据林昌彝辑《射鹰楼诗话》卷二二载：“太史平日论文尝谓：‘法有尽而意无穷。’此意足为执死法以言文者进一解。”阳湖派在“意”与“文”诸方面的开拓方向，张惠言有奠基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