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许多研究者主张“元末明初说”，虽然从20世纪早期就不断遭到一些学者反对，但此说依然流行。撇开其他不谈，就从《水浒传》的传播接受来讲，持“元末明初说”者难以回答如下质疑：若《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为什么明初朱有燉(1379-1439)的杂剧及之后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都对《水浒传》置若罔闻，而受《宣和遗事》及其他宋江故事的影响？笔者几年前就曾撰文提出这种疑问：“从水浒故事的流传来看，明初有朱有燉(1379-1439)的杂剧，后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又提到叶子戏，这表明从南宋到明弘治年间，水浒故事一直在流传。水浒故事既然在流传，如出现一部《水浒传》，显然不会尘封如此之久，然后嘉靖时突然被人发现。”①可喜的是，各种说法持续争鸣，讨论不断深入。前不久石昌渝先生就朱有燉两种杂剧“详加申说”，以此重论“元末明初”说不能成立②。笔者不揣浅陋，意欲对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也“详加申说”，挖掘这则材料的真正价值，再次强调“元末明初”说不能成立。

      一

      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的材料，其实早就有人关注。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就提到陆容《菽园杂记》所载“叶子戏”，只是没有把它与《水浒传》成书联系起来。之后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节选收录这则材料，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则是整条全部收录。聂绀弩《〈水浒〉五论》中也曾引用这则材料，并指出：

      这一种纸牌，似乎不是直接从《水浒》来的，人物的名字和绰号，和《水浒》有些出入；和龚开《三十六人赞》及《宣和遗事》相符的地方较多。但显然是从同一的故事来的。而且最初的《水浒》本子是怎样，我们还不知道。③

      本来是谈《水浒传》的影响，不过聂绀弩先生已经发现“叶子戏”中人物名字和绰号与《水浒传》有些出入，似乎不是直接从《水浒》而来。此处疑问虽没有直接和《水浒传》成书联系起来，却给后人无穷启迪。真正把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与《水浒传》成书联系起来的，是李伟实《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④一文。此文通过陆容《菽园杂记》所载“叶子戏”，推断《水浒传》的成书不得早于成化前期。这确实是在聂绀弩先生上文基础上的独到发现，以至马幼垣《从招安部分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一文“后记”中对李文肯定有加：“应特别指出者为李君最重要的发现。他根据陆容(1436-1496)《菽园杂记》所载水浒叶子（叶子为博戏用之纸牌）的情形，推断晚至成化初期《水浒》尚未面世。”⑤之后，李伟实先生又撰《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⑥一文，通过《菽园杂记》最后一条标明的时间为弘治甲寅(1494)，重新断定《水浒传》的产生不得早于弘治初年。从1999年开始，石昌渝先生陆续发表《水浒传》成书研究的系列文章，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也被屡次引用，成为其质疑《水浒传》成书“元末明初”说并提出“嘉靖初年”说的证据之一。其文《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首次把它作为旁证材料，之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一文对此则材料进一步申说，以此作为嘉靖前没有人知道《水浒传》的有力证据。再后来《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再答客难》两文均提到这则材料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也曾征引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的材料，并把它与《水浒传》成书联系起来。如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中指出：“他（指陆容——引者）并未提及，似可作为《水浒传》在陆氏生前——弘治九年尚未成书的一证。”⑧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也提到《菽园杂记》⑨，只是说法有些含混。

      由上可知，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确实是考察《水浒传》成书极好的材料。不过从聂绀弩先生的提示，到李伟实、石昌渝先生的探讨，都还不够细致，不够有说服力，还有讨论的空间。其实，讨论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与《水浒传》的关系，潘之恒的《叶子谱》是最有说服力的比较材料，前人尚未论及。鉴于此，下文通过对《菽园杂记》和《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的比较及对陆容相关情况的考察，来深入探讨《水浒传》成书的时间问题。

      二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⑩

      不难看出，这段记载包含两部分内容：前部分是对昆山“叶子戏”形制的客观描述，后部分则是作者陆容对这一现象的主观阐释和理解。

      先讨论前面部分。就“叶子戏”本身来看，李伟实先生认为：成化年间流行的叶子依据《宣和遗事》来绘制人物图像，说明《水浒传》尚未成书；反过来，《水浒传》产生后，水浒叶子的图像就会依据《水浒传》而非《宣和遗事》。李文作为反证的是下列三种叶子：明末陈洪绶(1598-1652)的“水浒叶子”、清人笔记中所载当时流行的水浒叶子、当前市面上流行的水浒叶子，通过这三种叶子来说明“正因为这三种水浒叶子产生在《水浒传》广泛流传之后，所以它们的图像才依据小说中人物的名号来绘制，不仅有天罡，而且有地煞。这是和成化年间流行的水浒叶子最根本的区别。现在我们还没见到过一种万历以后流行的水浒叶子只绘天罡而不绘地煞，并且不依据《水浒传》而依据《宣和遗事》”(11)。思路当然不错，不过成化年间流行的“叶子戏”也有地煞（如病尉迟孙立），且后三种叶子从入选人物到名次，都与昆山叶子大不一样，影响了结论的说服力。其实，从成化年间到明末陈洪绶时期，这中间还有潘之恒(1556-1622)的《叶子谱》更值得分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