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1）02—137—07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号康熙），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饶有成就的文学艺术家。精勤博学的康熙为后世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以其帝王之尊的话语霸权参与了清初唐宋诗歌之争，而学界几乎一直忽视了康熙在清初唐宋诗风演变中的作用，即便是研究较为全面的齐治平之《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之争》对康熙也只字未提，这显然有失公允。 一、明末清初诗歌宗尚态势 清代是各种学术和文艺集大成之时期。学术上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程朱陆王之争，文学上的骈散之争、桐城阳湖派别之争、唐宋之争几乎与清相始终。而分唐界宋在明末清初尤其势难两立，故乾隆时四库总纂官纪昀曾对清初诗坛发展态势如此精辟概括道： 盖明诗模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选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1] 唐、宋之争，著名学者齐治平先生以为肇启于南宋张戒。[2]张氏《岁寒堂诗话》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段师教康昆仑琵琶，且遣不近乐器十余年，忘其故态，学诗亦然。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3]其对宋诗的批评不遗余力。宋末严羽《沧浪诗话》更力诋宋诗、推尊盛唐。此后，唐宋之争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元人学唐，却流于纤秾。士生明朝，苦闷彷徨，一直未能建立属于本朝的诗美体系：前后七子复的是唐人之古、格调之古，“七子”之流弊，到后期王世贞（太仓）、李攀龙（历城）愈发浃肌沦髓；公安“三袁”有鉴于前后七子之弊，力倡“性灵”而流于“俗”；竟陵钟（惺）、谭（元春）为救公安之俗，抒写幽情单绪，而流于“幽僻”。明亡清兴之际，陈子龙、李雯等重举七子复古之旗，推崇盛唐之雄壮诗风，以针砭公安、竟陵“纤佻”诗风。其他如顾炎武、宋琬、施闰章、王夫之、毛奇龄、朱彝尊等亦步武之，均推崇唐音。尤著者乃王士禛之《唐诗十选》、《唐贤三昧集》等，高举神韵大纛，以“王、孟、韦、柳诸家”为“极轨”。至于明遗民等“畸士逸人”之唐诗，虽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且王氏“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渐至流为“虚响”。但同时亦潜滋暗长一股崇尚宋诗之风，如钱谦益、黄宗羲等即因明七子片面尊崇盛唐而欲纠正之，乃推崇宋诗的价值。此后吕留良、吴之振等编选《宋诗钞》，则是明显标举宋诗，为宋诗之流行推波助澜。叶燮、查慎行可谓宋诗中坚。但宋诗“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 诗坛纷争无序，这一不争事实，清人、特别是置身其中的统治者自然非常清楚。但顺治龙兴之初，武功未定，又兼享国之日短，无暇顾及诗坛；康熙冲龄即位，受制于四辅臣，亦无力施手。但随着年龄增长，朱批之权夺回，“三藩”之乱渐次底定，文治终于提上议事日程：王士禛以“博学善诗文”之部曹小吏擢拔翰林官并总领诗坛，博学鸿儒之试所造成“野无遗贤”之“盛况”，都显示出年轻康熙对文坛整肃的企望和力量。但毕竟此时康熙涉足文坛不深，诗坛风云际会绝非皇权可轻易左右，诗坛自有其运行惯性。唐诗的阵营正被崇尚宋诗者步步紧逼，势力范围日益萎缩。当时一些宗尚唐音的诗坛健将都感叹人心不古，“诗风”日下。 作为帝王的康熙在唐宋诗风的消长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其宗尚唐诗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 二、康熙宗唐的演进轨迹 康熙于诗歌明显宗唐，这在学界已大体行成共识，却很少有人沉潜史实，并为之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轨迹。 其实，从最早入值南书房的高士奇之主要职责即可窥见康熙早年的诗学倾向。高氏每天辰入酉出，侍读康熙娴习诗文，而其所学诗歌，则主要是唐诗。《南书房记注》保存了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到十九年（1680）间康熙的读书记录，从中可知康熙学习古代优秀诗文几乎贯穿其每天的生活。如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间有如此记载：“（二十二日）酉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阅唐诗十首”[4]、“（二十五日）酉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阅唐诗七首”[5]、“（二十六日）酉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亲阅唐诗六首”[6]、“（二十七日）申时，上阅唐诗六首”[7]、“（二十八日）申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阅唐诗七首”[8]等……这种近乎启蒙式的诗歌辅导，必然对康熙以后的宗唐趣味印下深刻的痕迹。 而最早见诸文献、鲜明表达康熙诗歌审美取向的应是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十七日，“酉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正翻阅唐诗，因谕曰：‘杜诗对仗精严，李诗风致流丽，诚为唐诗绝调。’臣士奇奏曰：‘诚如圣谕。’”[9]康熙于此将唐诗的两座丰碑定位于杜甫、李白，并且指出了二者各有风格，或为“对仗精严”，或为“风致流丽”。这些谈话，虽无新意，但这是康熙第一次以“圣谕”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师法策略，也为他以后醉心唐诗的学习和编纂唐代诗集提供了某种线索，同样为我们解读其宗唐黜宋找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当然，在清初宗宋风气抬头之时确乎有一种引导风气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