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2－0196－03 一 提起清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无疑极为突出，然而，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却存在着严重分歧，其焦点显然集中于《子不语》。张俊《清代小说史》云： 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问世后，仿效其笔意之作，声势颇壮，产生了一批“聊斋型”的文言短篇小说。乾隆晚期袁枚《子不语》和乾嘉年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两种志怪体小说的出现，打破了《聊斋志异》的“一统天下”。自此，两种不同风格的文言短篇之作，有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自成流派，各极其盛。[1] “双峰对峙”、“两水分流”，说明《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虽然同属志怪体小说，但与《聊斋志异》风格迥异，而且平分秋色。苗壮《笔记小说史》也持此种观点：“乾隆中《聊斋志异》刊行，仿效者日众。同时亦出现坚持传统笔记体写法，追步晋宋而另立一帜者，先有袁枚《子不语》，后有纪昀《阅微草堂笔记》。”[2]“另立一帜”虽不能等同于“双峰对峙”，却也能说明袁枚和纪昀的创作是有意识地避开《聊斋志异》之影响。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也认为：“由于这些小说（指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主要是模拟《聊斋志异》，而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却不及它，所以影响不大。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更广的，却是两部笔记体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3]显然，此处的《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之间属于并列关系，两者共同形成了对《聊斋志异》“一统天下”局面的冲击。 李剑国、陈洪在《中国小说通史·清代卷》中说： 先是《聊斋志异》的刊刻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引来了众多的模仿者，产生了一大批“聊斋体”文言短篇小说；后来纪昀不满于《聊斋志异》的“一书而兼二体”，自作体式纯粹的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以与之抗衡，打破了“聊斋体”的一统天下，而此书的成功又招致了大批拟晋小说的竞相问世，此后形成两种风格不同、各自成系的文言小说竞相争胜的局面。[4] 此说认为，《阅微草堂笔记》在打破“聊斋体”统治局面中功不可没，而《子不语》仅仅属于“阅微系列”之一种①，与《阅微草堂笔记》之间则变成了从属关系。再者，此说虽然承认了《子不语》的创作风格不同于《聊斋志异》，却忽视了袁枚对《聊斋志异》的不满之辞，尤其是置《子不语》之问世明显早于《阅微草堂笔记》这一事实于不顾，因而让人难以苟同。 宁稼雨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也肯定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独立地位：“在清代文言小说中，本书（指《阅微草堂笔记》）能自张一军。……故其地位仅在《聊斋志异》之下。”[5]但对《子不语》之观点与李剑国、陈洪正好相反：“在摹仿《聊斋志异》诸作中，本书（指《子不语》）堪称上乘。”[6]显然，《子不语》因为“摹仿《聊斋志异》”而被宁先生划入了“聊斋”系列。 谈凤梁在《中国古代小说简史》中又存在着另一种说法：“《聊斋志异》问世后，仿效者纷起，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7]此说将《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都归入了“仿效”行列。当然，这里的“仿效”显然不是指创作方法上的简单模仿；此外，《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虽然还属于并列关系，但二者明显被说成是《聊斋志异》之“附庸”。持此观点的还有湖南师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著的《元明清文学史稿》，“这些作品大多模仿《聊斋志异》的形式，但却没有继承它反映现实、批判社会黑暗的积极精神，思想价值不高，艺术水平也不如《聊斋志异》”[8]。“这些作品”包含了《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而“模仿”的只是“形式”，但“形式”二字明显语焉不详。 那么，《子不语》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二 袁枚曾说：“《聊斋志异》殊佳，惜太敷衍。”[9]“殊佳”二字，包含着袁枚的钦羡之情；“惜太敷衍”又隐含着深深的惋惜和强烈的不满。袁枚所说的“敷衍”当是指《聊斋志异》的“描写委曲，叙次井然”[10]。纪昀对《聊斋志异》也有微词：“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所未解也。”[11]其实，蒲松龄汲取的主要是唐传奇之营养，鲁迅对此已有论说，这就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2]。鲁迅对唐传奇的看法则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13]，这与前面的“描写委曲”、“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等词语如出一辙。袁枚对此种“敷衍”用一“太”字，不仅认为蒲松龄之“敷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极为明确地申述了自己不会步其后尘，因此，“仿效”也好，“摹仿”也好，在袁枚身上显然难觅踪影。再说，纪昀的“未解”最终促使他能另辟蹊径，袁枚之“惜”中自然也有独树一帜之考虑。袁枚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之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14]？对前人的东西，袁枚还是主张学习的，但学习不等于“模仿”，尤其是在创作中更应该以“著我”为前提，为追求，即，创作出极具个性之作品。当然，袁枚所说的“著我”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他对《子不语》只是抱着“游戏”之心：“拙刻《新齐谐》，妄言妄听，一时游戏。”[15]众所周知，“游戏”是一种心态，既体现于创作上的随意、率意，也反映在思想上的轻松、自由，这与蒲松龄的宣泄“孤愤”明显不同，与纪昀所强调的“著书者之笔”更是迥然有别；而且，“游戏”为文本身也是“著我”的一种体现。所以，袁枚《子不语》中具有“敷衍”倾向的文字必定不会很多，事实也是如此。“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16]，“屏去雕饰”与“敷衍”显然相反，鲁迅此语某种程度上也清楚地表明《子不语》与《聊斋志异》在创作风格上决非同道，因此，将《子不语》划入“聊斋”系列显然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