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6－0090－07 《庄子》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哲奇葩，它思想奇，形象奇，结构奇，话语奇，可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1]8，妙语连珠，奇思盈篇，不愧为奇之又奇的天下第一奇书。那么，这部奇书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又是广大《庄子》爱好者在称奇叹异的同时不禁要提出并思考的问题。 对此问题，古人尝云：庄周“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2]今人亦有类似的说法。这种“乱世说”诚然没错，却不免有“大而无当”之嫌，若谓哓哓乱世，天下皆然，而为何蒙叟独能出此奇思，成此奇书，当有其更具体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文化背景。而关于《庄子》的文化背景，盖自宋代以来，学界一般将其归之于楚文化，或曰南方文化。朱熹曾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3]2989。近代王国维又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发见之。”[4]383今人也多把《庄子》以及《老子》所代表的先秦道家文化视为楚文化。最近更有人以楚国农业的发展、由弱到强的历史和水乡的地理环境等论证道家是楚文化的产物。[5]209然而，这种在当今学界十分流行、近乎定论的所谓“楚文化说”，其实根本不能成立，笔者绝难苟同。因为于史无征，上述说法都纯属想象，有的甚至十分荒唐。 关于庄子的籍贯故里，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的庄子本传，其文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后刘向《别录》即谓庄子乃“宋之蒙人也”。[6]2144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庄子》”下注曰：“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拟庄子云：“吾宋人也，姓庄名周。”高诱《淮南子·修务训》注亦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代这些著名学者都认为庄子的国属为宋，乃“宋之蒙人”，众口一词，别无异议。此说为晋皇甫谧、唐成玄英、宋陈振孙、林希逸以下历代绝大多数治庄者所接受，成为古今关于庄子籍里最通行的说法。而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所谓“梁国蒙县”之说，乃因蒙在汉代封属梁国，是未审历史沿革同地异属的不准确说法，实则与汉代以来的“宋蒙说”名异而实同。只是至宋代才有人提出“楚蒙”之说，此说最早来自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对《水经注》的误改误增，上述朱熹等人的说法即是由此生发的想象之辞。近年来由“楚蒙”误说衍生出的“安徽蒙城说”可谓甚嚣尘上，但纯属无稽之谈。对此，笔者已撰专文作了全面梳理和详细考辨，在马叙伦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定庄子是宋人，其故里为宋国蒙邑，即今河南商丘东北，而绝非安徽蒙城。[7]239－258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用不着多说，司马迁说庄子是“蒙人”，只能根据司马迁当时及其以前的地理来判定，《史记》的诸多内证及《汉书·地理志》都确凿无疑地证明蒙在今商丘之北，汉代属梁，西周至战国属宋；而今安徽蒙城在汉代一直名叫山桑（汉前尚未置县），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才改名蒙城，与司马迁所说的“蒙”毫不相干。至此，这一结论已坚如磐石，不可动摇，这就为本文的讨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庄子的籍贯故里为宋国蒙邑，不言而喻，《庄子》自然是以宋国文化为背景而产生的。因此，笔者认为《庄子》的文化背景并不是目前各种文章和书籍所说的楚文化，而是独特的商宋文化。 一、宋国的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 庄周这个怪才，《庄子》这部奇书，何以出现在宋国而非别处，首先是因为宋国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 在周代列国中，宋国是一个特殊的封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在灭商并勘平武庚、管蔡之乱后，“以微子开（启，纣庶兄）代殷后，国于宋”，是为宋国。很显然，它是被推翻了的殷商王朝的后裔之国，是周王朝留给殷人“奉其先祀”的保留地。阎若璩《皇清经解·潜邱札记》谓，宋人仍自称为商，是因为“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其文化渊源并世代嫡传的，自然是殷商文化。 殷商文化是周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与周文化有同有异，但总体上异大于同。[8]459其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敬鬼神、崇上帝、重巫术、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属于史官文化之前的神巫文化范畴，并且是神巫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随着殷商王朝的覆灭，这一文化总体上成了被否定的文化，只是周人在建构新文化的变革过程中对其进行“损益”，也有所继承而已。具体到殷商嫡系的宋国，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一方面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靠拢并附从以敬天命、尊祖先、喜事功、讲实用、重历史、尚理性为主要特点的周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然在更大程度上顽强而执著地保持着殷商文化的固有特色。 作为亡国者之后，宋人的“遗民”意识当是十分浓厚的。每当祭祷于亳社桑林，跪拜于祖宗灵前时，宋人不会是若无所思，不能不产生深长的感喟和哀伤。这种精神上的重负和隐痛，殆亦因此代代相传，烙印在他们的头脑里，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中。曾经跻身于春秋霸坛的宋襄公，就牢记着自己是“亡国之余”。他主盟诸侯曾几何时，即令正考父制作《商颂》，其欲兴商显祖的用心便不难窥知。宋人的亡国之君偃见“雀生
于城之陬”，以为是霸天下之祥兆，故“射天笞地”，肆虐一时，大概也是这种潜意识的爆发。如同清代的汉人一样，宋人在感戴周人恩典的同时，在他们的“无意识”中，却埋藏着对姬周王朝的仇恨心理和与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潜流。这便是异端思想和怪诞学说得以滋生的沃土腴壤。 春秋以降，天下攘扰，摄乎大国之间的宋国，便屡受争霸战争的祸害。它和郑国一样，是当时最倒霉的国家，从甲则乙怨，从乙则甲怒，不时遭受别国的侵伐。据《左传》记载，宋国先后遭受齐、楚、晋、鲁、郑、邾、陈、狄等国的侵伐计20余次，这在各诸侯国中是罕见的。宋文公十七年（前594），楚师围宋，城内曾“易子而食，析骸为爨”，更是惨绝人寰。而且宋国还往往得跟上别国替人家打仗，充当牺牲品。《左传·桓公二年》即谓其“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后来晋楚两次弭兵，都是宋人积极促成，并盟于宋，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宋襄公曾为霸主，然正如其庶兄子鱼所言：“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他的霸业其实不过是争霸史上最可悲的记录而已。如果说宋在春秋时代尚属中等诸侯的话，那么逮至战国，它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小国家了。在齐、楚、魏、秦等强国的眈眈虎视下，土地日削，国力日弱，随时都有亡国绝宗的危险。公元前286年，终为齐国所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