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6－0076－08 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民族心理是指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心理特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淀为该民族的共同意识，具有普遍的认同感。中华民族心理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就影响古典传记或古典传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来说，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留名后世。这些心理因素，对于中国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注重现实的民族心理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从《史记》所记载的黄帝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已经在黄河流域生存、发展，继而拓展到长江流域。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其中又有许多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特征的民族，司马迁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可以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黄帝修德振兵，初创国家，统一天下，诸侯咸服，这既是远古历史的呈现，也是汉代大一统时代的社会心理，对于凝聚人心、加强团结起了重要作用。总的来看，中华民族心理在先秦两汉时期基本奠定下来，以后逐渐发展。作为奠定时期的民族心理非常重要，它对后来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注重现实的民族心理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种民族心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 地理环境的影响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由于中华民族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尤其是黄河流域，长期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自然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为此担忧，并不断地与之进行搏斗。这种环境造成了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造就了重现实的民族性格，特别注重人的气质、精神、力量，较少幻想的成分。尽管在某些时期天意鬼神之类的思想有一定的市场，但主导方面还是重视现实的人。这与处于海洋地区民族敢于冒险、富于幻想的民族性格大不一样。因此，即使在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中，人们还是注重现实。如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西周到春秋五百年间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心理。其中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史诗，记述周人开国历史，虽有姜嫄生弃这样的神话色彩，但主要还在写后稷发明农业的伟绩及公刘、古公亶父等人艰苦创业的功勋，现实主义是主要成分，因此，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称为“后稷传”、“公刘传”、“公亶父传”、“文王传”、“武王传”[1]41。如《生民》写庄稼生长过程：“实方（禾之始生放芽）实苞（含苞待放），实种（禾苗初生地表，矮小稀疏）实裦（长而多），实发（禾茎舒发拔秆）实秀（成穗），实坚（籽粒渐渐成熟）实好（籽粒均匀美好），实颖（禾穗向下垂）实栗（籽粒饱满）”，连用十个形容词，就把植物由发芽到成熟的过程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周族对农业劳动的热爱和赞美。没有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再如《公刘》一诗，描述的是周族第四代祖先公刘率领族人由邰迁豳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他是周族的英雄，对周族有伟大的贡献。迁徙之前，把族人武装起来，作了充分准备和精心安排。迁徙之后，他不辞辛苦，亲自到各处察看地势，选择定居地址。还组织军队开荒生产，垦田种粮并逐步扩大疆域，如此等等，俨然一幅逼真精美的创业图。通过这些史诗，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们注重现实的心理结构。而《诗经》中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2]2287，更是现实土壤上产生的心声而不是幻想的产物。朱东润先生的分析颇有道理：“吾民族之诗……莫不切于人事。至若幻想错综，张皇幽眇者，楚人之作品固有之，而中原之作品绝无此物，盖方致力于稼穑，俶载南亩，无此余裕为斯不急之务也。农业社会之民族，其生活之渊源，多仰给于天时，水旱冰蝗，无一不为此种社会之巨害，其文学上之表现，固常有此种危害之阴影。且也务农事则出产增加，出产增加则人口繁殖，人口繁殖则人生之争斗攘奋乃日出而不已，此亦农业社会必然之危害，而不断反映于此社会之文学者也。”[3]123这种重现实的民族性格与西方海洋商业文明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迥然不同。再拿神话来说，同样是洪水滔天，万民涂炭，在西方人的幻想世界中，杜卡里翁在神的指点下躲进了方舟逃难，中国神话则不同，鲧、禹世代相袭，子继父业，治服滔天洪水，为民除害造福。其他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表现出人的一种坚韧之志，强毅之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具有永久的魅力。因此，地理环境、文化母体的影响是形成重现实的民族心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的影响。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注重人的生存价值，其“仁学”思想把人提到了一定的地位。以现实为根基，强调积极入世，即使遇到挫折也不后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尤其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4]72，对中华民族心理具有较大的影响。对于怪力乱神的排斥，实际就是对现实的关照。《论语·先进》还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说明孔子在当时关注的是“人”和“生”。孟子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魄[5]109，勇于担当起天下重任，其思想基础仍在于现实。他的“知人论世”的思想虽然是针对读诗而言，但也何尝不是对现实的关注：“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5]2511诗是文学，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而孟子在理解诗歌时仍然关注的是“人”和“世”。重现实的民族心理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上，就是按照“礼”的规定做事，建立起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左传·文公十八年》明确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制礼，把人们的行为规范化、系统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礼的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儒家的经典著作《周礼》、《仪礼》、《礼记》，使现实生活的行为理论化，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应在“礼”的范围之内，更少幻想的成分。 重现实的民族心理也体现在历史记载以及其他典籍。中国古代史官建置是很早的，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云：“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1亦云：“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黄帝时代就有史官虽不大可信，但起源很早却是事实。《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历史记载是中华民族历史足迹的写照，“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6]161。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虽多是问卦之辞，但思想却着眼于现实的生活，如出门是否吉利、今天是否下雨之类。从《尚书》、《春秋》以及“三传”、《国语》、《战国策》一直到汉代的《史记》，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以及精神、心理状态。尤其是由《史记》所开创的史学道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汉代文化的代表，最能体现先秦以来重视现实、重视人生的民族心理。汉代把先秦时代儒家的著作列为“五经”，也是现实的需要。“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7]56一切都是为现实服务：文学的诗歌可以当谏书，历史的著作可为现实治水、察变、决狱提供理论依据。而先秦以来的诗歌着眼点离不开现实，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汉代乐府诗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8]1756，都是现实的反映。即使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虽有幻想的色彩，但出发点和归宿点仍是现实，因此，有人称之为屈原的自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