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浅俗”之否定到多元之阐释

      与明人主要以格调、正变评说唐诗不同，从清初开始，随着对前后七子、公安、竟陵诸派的反思和批判，随着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神韵派的崛起，一些评家开始以典雅、神韵为审美标准，对包括白居易诗在内的唐诗予以新的诠评，从而形成了一股与明人既相承接又有区别的接受思潮。在这种接受思潮的导引下，向被视为浅俗的白诗自然受到了较多的指责和否定。这种情形，直到乾隆年间由清高宗敕编、御选的四十七卷《御选唐宋诗醇》出，才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扭转；而分别以袁枚、赵翼和翁方纲为代表的性灵派、肌理派的相继活跃，则使得白诗之多元化评说和肯定性评价得以深化和延续。

      一、清初对典雅、神韵的追求与对浅俗的否定

      典雅，谓文词有典据而雅训，与之相近的词语如高雅、清雅、渊雅、醇雅等，均指向清醇高贵一途；神韵，谓风格含蓄而有韵味，与之相近的词语如气韵、风神、风味、情韵等，均含有自然浑成、意在言外的意味。而无论是典雅，还是神韵，都与浅俗鄙俚不搭边，并视之为大敌，必欲铲除之而后快。如此看来，元、白诗派被人一再指责的鄙俚浅俗、言尽意尽等创作弊端，便很难逃过力倡典雅、神韵之清初评家的口诛笔伐了。

      首先是由明入清的钱谦益（1582—1664），以其对有明一代诗学弊端的洞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和流弊痛加指斥，即使对对他不无肯定的公安派也不放过，谓其“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① 就钱氏之学诗经历言，尽管对白诗不无染指，但面对雅与俗的矛盾，他还是明确诎俗而崇雅的。同时稍后的朱彝尊（1629—1709）也严厉抨击袁宗道说：“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苏各有神采，颇乃颓波自放，舍其高洁，专尚鄙俚。钟、谭从而再变，枵音鴂舌，风雅荡然，泗鼎将沉，魑魅齐见。言作俑者，孰谓非伯修也邪？”② 表面看来，这里批评的是公安诸人“专尚鄙俚”的流弊，但深入来看，这种“鄙俚”就发源而言却与元、白一派相关；进一步说，“鄙俚公行”的结果造成了“雅故灭裂”、“风雅荡然”，而要重建“风雅”，就必须涤除“鄙俚”之“颓波”。大概正是基于此一美学追求，朱彝尊崇唐诎宋，去俗崇雅，认为唐诗“正者极于杜，奇者极于韩”，宋人之作“非能轶出唐人之上”；至其“鄙俚以为文，诙笑嬉以为尚”，则无异于“杂以屠沽阛阓之声，熏以糟浆之气，游者将掩耳蒙袂疾走焉”。③

      与钱、朱二人在身世、地位及思想上均有不同，作为明朝遗民的王夫之（1619—1692）在诗学上更提倡兴观群怨的作用和情景的融合。但就雅俗二宗论，则力推司空图所谓“规以象外，得之圜中”的境界，强调诗歌创作“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④ 而对那些“里耳喧传，非俗不赏”的作者、作品嗤之以鼻。在诗学观上，王氏崇盛唐而鄙薄晚唐和宋诗，对白居易诗亦深致不满：

      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耳。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

      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皆艳极而有所止。……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禂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⑤

      大概正是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导致王氏在其《唐诗评选》所收150余家540多首作品中，只选了3首白诗、1首元诗，较之王建的12首、张籍的6首，还远有不如。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论者围绕白诗从不同角度展开批评。如宋徵璧（1617？—？）认为：“元、白体至卑，乃《琵琶行》、《连昌宫词》、《长恨歌》未尝不可读。但子由所云：‘元、白纪事，尺寸不遗’，所以拙耳。”⑥ 毛先舒（1620—1688）明言：“予谓诗不贵险，却自须深，元、白鄙俚，讵足为训？”⑦ 贺裳（约1681年前后在世）对元、白诗总的看法是：“元白诗不能高”。虽然白有“清绮之才”，但“其病有二：一在务多，一在强学少陵，率而下笔”，从而导致“骨弱体卑，语直意浅”。⑧ 综观这些评说，大多着意于雅俗之辨，而对白诗之浅俗卑弱深致不满。如果从诗歌批评史的角度看，实际上都是对中晚唐以来以浅俗论白诗，特别是宋人苏轼提出的“元轻白俗”论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者，只是清初评家因特重雅道，对白氏的批评更为集中而已。

      对白诗浅俗之批评更严厉的，是清初“执吟坛牛耳者几五十年”⑨ 的王士祯（1634—1711）。王氏承接晚唐司空图“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南宋严羽“兴趣”、“妙悟”，“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诗学主张，论诗重神韵。而他所谓之“神韵”，重在清、远二端。清，盖谓诗情、诗境之清雅脱俗；远，则谓诗韵、诗味之含蓄无尽。能达此一境界，始可言神韵，而凡与此不符者，则视其暌隔之程度，给予强弱不同的排斥和否定。四库馆臣概括指出：“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并分析原因谓：“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⑩ 由此而言，王士祯标榜神韵的动因似在于救明诗摹拟及清初学宋诗之弊，而其过度推崇神韵的结果，则是矫枉过正，只尊王、孟、韦、柳等风格冲淡清远一派诗人，而李、杜、韩、白等一大批诗人均因不合标准而被其选本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