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考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敦煌唐人抄写《玉台新咏》残卷，编号伯希和二五○三（P.2503），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云：“敦煌唐写本《玉台新咏》，起张华《情诗》第五篇，讫《王明君辞》，存五十一行，前后尚有残字七行，不见书题，而诸诗皆在《玉台新咏》卷二之末，知即《新咏》矣。”① 叙录略有舛误，写卷实残存六十行左右，行十八至二十一字不等，小注双行。起张华《情诗》其三“（轻衾）覆空床”句，讫左思《娇女诗》“（黛）眉（类）扫（迹）”句，即张华《情诗》三首、《杂诗》两首、潘岳诗四首、石崇《王明君辞》和左思《娇女诗》。抄写工整细腻，是不可多见的敦煌唐前总集类写本。

      根据史料，最早的《玉台新咏》刻本为宋嘉定年间陈玉父刻本，但已经亡佚。今所见明寒山赵均小宛堂本即以此刻本为底本重新影刻，是现存最接近徐陵原本面貌的刻本。然《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玉台新咏》提要云：“宋刻已有异同，非陵之旧也。特不如明人变乱之甚，为尚有典型耳！”② 也就是说，宋刻即已颇失徐陵原本面貌，遑论明清诸刻本。因此，距陈未远的唐写本《玉台新咏》便具有了弥足珍贵的版本价值，不但有助于探索徐本原貌的编辑体例，而且可以校正今本文字讹误和订补诸家注本的错谬。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仅存此帙《玉台新咏》写本，而同样是总集类写本的《文选》却不仅版本众多且注本纷呈。另外，《玉台新咏》写本具有自己特定的文本特点，因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南方清商乐的影响，并且是在这种音乐系统的浸染下所形成的诗歌总集，所以能够吟诵或“被之管弦”而歌唱。在初唐敦煌地区盛行的讲唱文学环境里，这种文本特点无疑会得到充分的发挥③。既然如此，缘何又不如《云谣集》甚至《秦妇吟》那样存在多种写本呢？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探讨敦煌音乐文化背景下《玉台新咏》写本的传播境遇和接受情况，从而揭示音乐品格与文本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 《玉台新咏》残卷的抄写年代与编辑体例

      《玉台新咏》残卷具有“标本”意义上的版本价值：一方面它是从南朝陈徐陵本到宋以降诸刻本之间版本传承的一环，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会据此而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有关唐代敦煌地区《玉台新咏》传播特征的认识。因此，考定写卷的具体抄写年代不仅关系着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徐陵原本的面貌，而且可以由此考察敦煌某个特定时期的音乐文化背景。

      关于写卷的抄写年代，汪泛舟认为：“根据P.2503残卷的乌丝栏，字体风格的特点，又与有年代的写卷相较，已考定该残卷为盛唐写本。”④ 而刘跃进则认为：“此本不避隆字”，又“适字不讳”，“如果确定其为唐抄，至少是抄在德宗李适朝之后，殆无疑问”⑤。从抄本风格和避讳两个角度进行探讨，初步廓清了残卷抄写时间的断限，具有启发意义。兹将残卷避讳字情况详列下表：

      

      据表可以初步断定写卷抄写在初唐的太宗朝，因为：（一）“世”字可以不讳，反映了太宗朝避讳较宽的情况。（《旧唐书·太宗本纪》云：“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⑥ 而到了高宗朝则太宗嫌名“世民”皆须讳，对于含有帝讳的字形如“葉”、“昬”等，则将“世”易为“云”、“民”字缺笔。《旧唐书·高宗本纪》云：“（显庆二年）改昬、葉字。”⑦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以意揣之，必是昬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讳，故改昬从氏，改葉从册。”敦煌写本中讳笔并非如此。由此可以断定，《玉台新咏》残卷抄写的下限在高宗显庆二年（657）。（二）“昭”、“照”和“隆”不讳，也佐证了初唐抄写的事实。从写本抄写风格来看，工笔小楷，端庄秀丽，乌丝栏格，属于典型初唐经生体。唐中后期的敦煌写本往往呈现出粗疏草率的倾向，而失去了初盛唐的那种雍容整饬的抄写特点。再者《玉台新咏》残卷中的俗体字，如（微）、（爽）、（窗）、（邈）、（苒）等，已经存在于初盛唐时期的敦煌写本中，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收录和便是明证。所以，此写卷不太可能在唐中期以后抄写。此外，潘岳《悼亡诗》“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句，写卷和《艺文类聚》“遗挂”并作“遗桂”，说明写卷的异文有着文献根据而非孤文，这可以看作是写卷在初唐抄写的旁证。综上，《玉台新咏》残卷应该抄写在高宗显庆二年之前的初唐（618—649），距离陈亡不逾百年，可以说是今存最早的接近徐本古貌的《玉台新咏》版本，对于校正今本和探原编辑体例等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