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0）05－0017－05 汉初，以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儒学精神的坚守而见长的博士们，要恢复秦火之后断烂的经学典籍，在残章剩句中重建儒学的理论体系，努力恢复儒家的政治职能和能够与帝王进行平等对话的道义精神。沉浸在当皇帝之贵的布衣天子，虽然拜叔孙通为太常，但并没有给儒生博士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如果没有陆贾的《新语》，汉初儒家在汉代思想和文学领域的建树将一片空白。宣室求贤的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别样怀抱，使汉代最年轻的儒家博士——贾谊失去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最后机会，与屈原进行天人相隔的精神对话，政治的失意和彷徨掠夺了才华横溢的生存意志，任凭生命在忧郁中凋落。儒家博士虽然不断登上政治舞台，但也只是在汉家的政治边际发出没有回响的《至言》之谏。 汉武帝拔擢公孙弘为丞相，虚心聆教董仲舒的微言大义，“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1](P212)汉代儒生博士终于打破了梦魇般的政治困境，傲然独立于政治的潮头；儒学上升为国学，孔子不曾实现的社会理想开始在汉代的政治生态中全面开花结果。于是，博士文人涤荡了心中积郁得太久的阴霾，他们掬捧着一腔的真诚，循着“诗言志，歌咏言”的诗学理论，迎合时代的旋律，发抒着大汉天声的真诚歌唱。 一、“非常之功”：博士文人的颂美情怀 宋代史尧弼曰：“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2](P686)史尧弼把司马相如的文章视为三代文章的余绪，且与孔子述作相提并论。司马相如是幸运的，他以超凡脱俗的文学气质，超迈千古的豪气，凌驾八荒，并吞宇宙、睨视人文的胸怀接纳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那个创造的时代也毫不犹豫地张开自己的怀抱，接纳了这个才智卓绝的时代宠儿——司马相如和司马相如的文学。司马相如的个性和精神是独立的，他以赀为郎，心悦于梁王侍者的妙心慧质、辞采风流，毅然辞官以赴梁园风雅之会。在文学趣味上，与司马相如隔空击掌的却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具有吞吐之志的汉武帝。汉武帝读《子虚赋》，竟然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3](P3002)欣赏《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3](P3063)。在文学阅读的快感中，汉武帝获得了绝佳的审美体验。从欣赏者的角度考察以辞赋为代表的汉代文学，我们发现，辞赋并不具备讽谏的意义，而是娱乐化宫廷文学的代表。作者所认为的讽谏不具备任何意义，不排除是谀媚文学的托词，是博士文人的遮羞布。刘勰从文以致用的角度，批评司马相如的赋：“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覈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4](P424)实际上，汉代的这两个具有符号意义的男人——政治的和文学的是彼此呼吸相感的两个人，是相知甚深的两个人。具有深厚儒学底蕴的文学家，以其所独有的敏锐的艺术感知，洞悉了骄傲的汉代君主政治的文学的以及生命的需求。司马相如不仅能用辞赋熨帖孤独的帝王渴望春风雨露的心灵，同时也能切中汉武帝的政治要害。 司马迁《上林赋》曰：“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3](P3041－3042)几乎在同一时期，董仲舒也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命”[1](P2510)的政治主张，并且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以养天下之士。这一切恰恰是汉武帝已经实行或将要实行的基本国策。在制度层面上，文学家和政治家不谋而合。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作《难蜀父老》文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3](P3050)建有“非常之功”是汉武帝最大的政治理想，是一切文治武功的终极目标。汉武帝闻知此言，亦当有飘飘凌云之意吧。二十余年之后，汉武帝在《求贤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中明确提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蹄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上，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P197)由此可知，司马相如之“非常之功”给汉武帝心灵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当汉武帝以他的帝王智慧遣所忠往求司马相如所著之书，却已经坠入文学家的彀中。《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3](P3063)史家的心曲永远是复杂和隐晦的，而班固一个似隐实显的“异之”却告诉我们，皇帝和他的“微臣”再一次达到了政治理想的共鸣——封禅。 徐复观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相如在未死之前，已知道汉武会派人来求书，由此可知相如对汉武了解之深。他的妻答所忠的话，我以为也是相如预先安排好的。……他了解汉武意在封禅，便写好‘言封禅事’；不上之于生前，说明他对汉武早已一无希求。出之于他的死后，所以保全他的家族。由此稍可了解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游于羿之彀中’的苦境；更由此而可以推见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司马相如，正因为他的盖代才华的突出，所受的疑忌特深。”[5]作为才华横溢的文坛领袖，司马相如淡泊名利，为了一颗驰骛于天地间自由的心灵，不为世俗所累，傲然独立，遭到汉武帝的猜忌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