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4-0101-10 近代中国的大学，虽然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学科设置、学术环境，有着迥乎不同的品格和特性，但一所大学的“校风”是否优良一直是判断大学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而所谓“校风”，主要指校内的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是一种“态度”或说“风范”，难以用量化的数字衡量。 1925年第1期的《学生杂志》“社评”栏目曾对“学风”与“校风”做过细致的区分，认为“学风”是指“一地方或一国家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学术团体及学问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校风”则是指“一所学校内大多数人在各方面生活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两者虽有范围大小的区别，但常能相互影响。文末还特别举例蔡元培掌校之后北大种种革新现象，正是一校的校风足以影响全社会学风的明证，将其看做“转移中国学风的枢纽”。[1] 一直以来，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都被视做近代大学的典范。学界一般将北大校风由“官僚养成所”到新文化运动先锋的转变，归结为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理念之下诸项改革的结果，多集中于对聘任新派教师、创设评议会及教授会、废门改系等方面的讨论。对蔡元培如何重塑校风的问题也大多放置于上述专门主题之下，少有将其作为独立问题进行讨论的。 在大学运行的实际过程中，与重塑校风相关联的往往是那些牵涉到更多具体且略带琐碎的操作性问题。如果从北大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实际境遇来看，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更多是以点滴改造的方式进行，重在追求大学理念设计与实际办学效用的统一。本文着眼于以往研究较少注意到的大学实际运行层面，通过1917-1918年间《北京大学日刊》上所呈现出的蔡元培出任校长后北大校风的变化，讨论蔡元培如何有意识地引导北大逐渐洗涤科举时代所遗留的官僚之气，向着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大学转变。 一、蔡元培掌校前的北大校风 早在民国初建之时，作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曾发布《大学令》，要求“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虽然蔡元培之前的几任校长对于北大的发展看似未有过人之处，但他们对大学所应负起学问上的责任已经有较为一致的认识。①民国后首任校长严复就曾表示，大学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3]严复发此议论正值北大内外交困之时，教育部有传言要关闭北大，学校内部则是联合罢课，反抗教师，冲突不断，此时以崇尚高尚学术规劝学生显然是微弱的。②严复被迫辞职，由马良(相伯)接任。暂时代理校长的马良在就职演说中就已言明：“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云。”[4]此后一周，梁启超也被邀请到北大演讲，他继续马相伯的思路，认为大学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文明”，“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为一学问之国家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5]梁启超将北大与国家文明、学问生命联系在一起，亦是希望大学生能将学问本身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负起应有之责任。 在传统读书人的观念里，读书与入仕并不割裂。京师大学堂早就有毕业即奖励出身的规章。尽管民国已然建立，但政权更迭并没有直接导致风气的转变。所以，当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时，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气象：[6] 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分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 尽管比顾颉刚晚两年考上北大预科的陶希圣说：“那时北大预科的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学风很好。预科三年，分文科和实科……预科设在译学馆，有一个独立的局面；而预科的学生甚至对本科的学生看不起”，但他也承认学生之中仍有不少贵族子弟，政治社会风气仍是“满清末年留下来的”。[7] 如果说顾、陶二人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多少有些夸大，那么，北大学生陈其鹿对自己三年的大学生活的失望，则更直接、更真切。他说：[8] 初意大学为人文荟萃之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孰知不然。其所谓一学校之优秀分子者无他，终日孜孜於残缺不全之讲义，习应试之资料，而忘学问之精英。一旦而有文官考试，或县知事考试，则时机斯至，挟策以往，趋之如鹜。落第者嗒然若丧，中试者喜形於色，此一类也。又或以内国学生，终不若出洋之为尤美也，乃竭力运动，以冀西游，归而干录，宜若易然，此又一类也……我非谓学生之中举属无心肝者。其中诚不乏一二俊彦，刻苦修学，矻矻穷年者。然统全体而观之，则不堪问矣。必人念硕果之可珍，学殖之宜养而后可，必不醉生梦死和光同尘而后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