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1)01-0080-11 一、引言 伴随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1]这显然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在不断增大。基于这种理解，国内学者不再满足于在确定条件下研究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问题，转而将分析框架限定为处于一个不确定环境中。[2][3][4]例如有的研究发现，大学本科的投资收益率在显著提高的同时，其教育投资风险也明显加大(马晓强，丁小浩，2005)。也有学者表明，如果不考虑风险因素，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的确会被高估(杨娟，2008)。但问题在于，仅仅告诉人们高等教育投资是有风险的仍然不够，因为高等教育本身还有层次性(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当投资于高等教育是有风险时，人们还希望了解，投资于何种学历层次的高等教育，能够获得最高的投资收益率，且面对的风险最小。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近十年来，国外已有一些实证文献讨论了高等教育各学历层次的风险—收益问题。例如，Groot(1996)对英国的研究发现，学历越高投资风险越大；[5]而Frenette(2004)的研究则发现，在加拿大，硕士层次的教育投资风险最大，其次是大专层次。[6]基于一个包含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四个学历层次的大学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各层次的投资收益—风险状况。由于调查样本均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无法测算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状况，我们讨论了当高等教育投资的净现值为临界值零时，各学历层次可能的收入增长率和风险发生概率，从而发现各学历层次的教育投资收益—风险状况。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现阶段，硕士学历层次的投资收益率最高且风险相对较小。 二、理论分析框架 人力资本经典理论认为，人们进行教育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为了获得终生收入的最大化。[7][8]后来的研究者也发现，由于个体间存在差异性且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是外界给定的，而是个人在权衡取舍中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9]但是，他们的研究假设通常都是基于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而在转轨中国，个人的教育选择、就业选择及这些选择所引致的福利状态，却面对着更为复杂的约束条件。 在转轨中国，大学生就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偏好于城市、偏好于东部沿海地区、偏好于垄断产业和大企业的倾向，这一倾向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转轨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单位之间构成的劳动力市场是非一体化的，是被分割的，而且这种分割更多的不是体现为功能性分割，而是一种制度性分割。[10]由于存在制度性分割，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劳动力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分割性收益”，这种分割性收益是以货币收入或非货币化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形式存在的，一旦大学生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则各种分割性收益就无法获得。 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投资大学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专用性人力资本只有就业于匹配岗位，才能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11]例如，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偏好于城市？获取各种形式的分割性收益是一种直接诱因。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教育体制本身就是城市指向的——当代中国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特点。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学毕业生，经过了长达十多年城市指向的教育体制的培养，无论是在价值观念、知识储备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更适合在城市工作，因为他们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想使这种专用性投资取得最大收益，必须在城市工作，而在农村工作则会发生贬值(并不是说这些知识技能在农村不存在需求市场，原因只是在于城市对这些知识技能有更高的需求，而农村对这些知识技能的需求率过低，市场价格不能与其边际成本相一致，造成了大学生过去的投资无法顺利收回)。由于在农村就业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体现不出作为大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城市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存在强化了大学生就业偏好于城市的倾向。① 多数大学毕业生都希望进入城市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然而，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是有限的，存在激烈的职位竞争。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涌入劳动力市场中的各学历层次的毕业生都大量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买方垄断状态，即由招聘者设定招聘条件和工作待遇，大学毕业生的谈判能力是很弱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雇主在招聘时，除了在性别、户籍身份、政治面貌、专业类别、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条件设定外，通常还会设置一个重要的入职门槛：学历要求。而且，竞争越是激烈的岗位，学历门槛设置得就越高。由于与性别、户籍身份等既定变量相比，学历变量可随时间而变——个人可以在成本—收益权衡后进行教育投资并通过个人努力获得预期的学历学位，为了增加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资于更高层次的学历，这一判断既可以通过日常经验感受到，也得到了抽样数据的支持。 但是，大学生群体为了增加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而不断提高学历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个体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获得面临风险，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些个体可能会处于过度教育的状态——劳动者所拥有的学历水平高于工作岗位所需水平。由于这些“多余”的教育无法发现需求市场，就无法获得相应的货币评价。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层次不匹配(mismatch)的现象。一旦出现了过度教育状况，那么与教育匹配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者终生收入的增长曲线就会比较平缓，收入增长就会比较缓慢，他们投资收益的获得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