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所袭承的学科文化是他们最深的“记忆沉淀”，由此产生的学科文化冲突是组织中最易出现也是最难解决的关键问题。而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在组织分析方面所显示的解释力，为分析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学科文化冲突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使我们能用更广阔的分析视角审视和解决教育问题。 一、新制度主义的组织研究分析框架稳定性 进而，迈耶认为组织同时是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产物，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形成了人们“广为接受”的事实。新制度主义学者们认为，制度不能再被狭隘地理解为规则或规范，更多的是“一种指导人类行为的意义框架符号系统、惯例和习俗”。[1]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赋予了“制度”新的意义。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是社会组织的约束力量，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即习俗、角色、信仰、文化及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知识。[2]豪尔和泰勒将制度视为“嵌入于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中的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的程序、习惯、规范和惯例”。[3]斯科特认为制度“是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4]“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5] 新制度主义将组织分析纳入框架中，认为组织部门所表现出来的分散性不是由其功能决定的，而是组织间的趋同性和互相影响、以及组织内和环境中的文化特征所导致的。因此，新制度主义者们认为被制度化的不是组织的个体，而是组织的形式、组织结构的组成因素和组织的规则等组织的诸多构成因素。 依循这个思路和对制度的理解，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从构成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出发，在考虑制度在不同层次运行的基调下，确定制度分析的六大层次：世界系统、社会、组织场域、组织种群、组织以及组织亚系统层次。不同的制度理论所确定的研究层次不同，区分的关键维度是研究现象所涵盖的范围，包括空间、时间、人数规模等。[6]也就是说，新制度主义有两条分析路径：其一是依据制度所实施的不同层次来分析；其二是依据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来分析。研究者可以根据分析单位的不同选定制度的运行层次，进而了解各种制度在其所运行的层次上如何发挥作用。 本文的研究视角强调的是组织环境的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层面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将分析层次定于组织层面——跨学科学术组织，强调学科价值观和文化信念对组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学科文化产生冲突如何产生于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 二、跨学科学术组织内的学科文化冲突 根据斯科特对环境按照技术和制度两个维度进行的交叉分类，大学是处于相对强的制度环境但相对弱的技术环境中运行，跨学科学术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痕迹——它不是以严密的技术体系来维持组织的运行，而是依赖学者的学科认同和在此基础上所设立的繁琐的制度。它难以完全同质，通过对目标和文化信念的共识来完成合作，在实际运行中，这种共识往往由于学者不同的学科信念和价值偏好而难以达到，影响到学者行为和行动情境，进而产生学科文化冲突。 1.组织内学者价值观的异质 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价值观是行动者的一种观念上的偏好，与之相联系的是价值观所引导的规范，它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合适手段。但某些价值观并不适用于组织的所有成员，它可能只适合组织内特定的行动者和职位类型。而组织中所有行动者，即科研人员即使有同一的学术目标和组织规则，但由于学术经历不同，对同一问题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就会在跨学科学术组织内形成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在研究目的上，有学者主张将基础研究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目标，认为不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研究才是高尚和有价值的，求知和求真体现于基础研究，学术研究的超现实性只有在基础研究中才能得到体现；另有学者偏好研究的现实性和应用性，将知识的实际功用作为研究的目的，并依此指导研究的实践，在他们看来，将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才是科研魅力之所在。 此外，对于合作项目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共同集结学科力量，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争取课题是正当的，也有学者认为借助行政管理部门的力量来争取学术资源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对研究过程的模式，跨学科研究人员也会抱有不同的态度，将研究过程视为解释模式还是应为模式，等等。这些问题的分歧主要受制于学者的价值偏好和学科文化信念，这是学者为学的根本要素。在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中，持相同价值观的学者几乎没有，只能说价值观“趋同”，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并非利益纷争，而是一种认知上的分歧。 2.组织内学科文化信念认同度的迥异 学科文化信念是属于文化-认知性要素，它规定了学者行动的脚本和图式，不是因为组织规定学者们的行动，而是这种文化认知方面的积淀使学者们的行动在他们看来是视若当然的，这也与不同学科场域所发展的符号系统和话语通道有关。怀特认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7]有助于表述和理解各种概念特别是带有专门性质的抽象概念，进而可以“理解现实，并使沟通变得简单”。[8]人们为了使同行间的互动更具专业性，创建了不同的符号系统，构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各自学科的信仰也由此形成。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由于学者之间符号系统的差异，他们在学科信仰和对彼此学科文化信念的理解和认同上也会产生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