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6-0084-08 著名科学史学家、哲学家库恩(T.S.Kuhn)在撰写《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科学史”条目时，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和科学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他阐释道，所谓内部史主要关注科学知识的创造，旨在揭示科学理论和方法产生的内在逻辑规律；所谓外部史则主要关注科学知识创造的外部体制，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在近现代主要表现为政府、大学、学会、企业以及各种组织和机构的影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库恩进一步区分了科学外部史的三种形式，即科学制度史，史学家关于科学与思想、文化关系的考察，结合制度考察和思想考察来研究科学的某一具体领域的学科史。[1]如果说科学史偏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历史而学术史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那么同理也可将学术史视为由其内部史和外部史所构成。[2]基于库恩的上述观点，本文拟采用学术外部史的分析框架，侧重探讨近代中国大学和教育学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换言之，即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学术是如何通过大学和教育学会这两个主要平台之间的互动得以发展起来的。 一、对流：近代教育学人驰骋的两大疆场 大学自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之日起，开展学术研究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即被公认是其天职。西方大学体制传入中国后，学术研究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不仅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可，而且在制度上也受到历届政府所颁布的章程法规的保障。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即规定：“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3]民初《大学令》界定大学的职能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组织法》确立了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宗旨。[5]在近代中国，每当大学的学术研究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干扰而无法正常开展时，一批有识之士便会倡导改革或奋起呼吁。如蔡元培为了改变旧北京大学不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就任北大校长第一天便申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6]继而领导北大通过改革建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长期主持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建勋在20世纪40年代曾极力主张，政府应优待大学中潜心于学术研究的教师，减少这类教师的任课钟点，因为据他的观察“大学之教员虽多，而能作创造性之研究者有限”[7]。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产生，固然顺应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客观形势，但也反映了教育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论是当时的政府部章，还是教育学会的会章，均指明了其“研究教育学术”的基本取向。如清末中央教育会即源于“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益繁重，决非一二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非“汇集教育名家，开议教育事项”不可。[8]宗旨上的趋近，使得中国近代大学与教育学会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双方人员的对流则促成了彼此学术研究上的相辅相成。 近代教育学会原本多由学人发起，如1933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原因于国内一部分教育学术界领袖鉴于研究教育学术人士散处各方，少有联络机会，而我国教育问题倍极复杂，端赖全国教育界同志相与合作研讨，始能解决”[9]。而这些教育界的领袖大多就职于大学。以抗战前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成员(包括常务理事、候补理事)中的常务理事为例，常道直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许恪士为中央大学教授，陈礼江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主任，郑晓沧任浙江大学教育系系主任，陈剑翛任中央大学教务长；抗战爆发后，这种状况也未发生大的改变。[10]即使是教育学会的普通会员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大学，在这方面中国教育学会堪称典型例子。据该会1934年1月公之于世的会员名录[11]，275名会员中有127人来自国内各大学，如中央大学的王书林、艾伟、吴南轩、吴麟若、夏承枫、黄建中、张谔、张振宇、陈剑翛、许本震、罗季林、萧孝嵘、萧承慎、龚启昌；北平师范大学的李蒸、李建勋、邱椿、徐侍峰、袁敦礼、黄敬思、常道直、吴卓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王倘、甘豫源、古楳、俞庆棠、徐锡龄、高践四、陈礼江、陈兆蘅、赵冕、郑冠兆等。他们之中有的身为大学校长、教务长，有的则是教育院系的负责人，如李蒸(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高践四(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樊正康(沪江大学教务长)、鲁继曾(大夏大学教务长)、严跋华(武昌中华大学教务长)、黄建中(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建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余者这一时期大多也在国内大学教育系科任教，如尚仲衣在北京大学教育系主讲“教育概论”、“教育行政”、“小学教育”、“成人教育”等课程；萧恩承在北大教育系讲授“西洋教育史”、“课程论”、“儿童心理”、“教育研究法”等课程；吴俊升在北大教育系担任“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名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12]不唯如此，大学成为教育学会团体会员的亦屡见不鲜。据载，中国教育学会“战前加入为团体会员者，大学及独立学院计有中央大学、北平师大、燕京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抗战以来，加入者师范学院及专科学校计有：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中央造纸印刷专科学校等”。[13]教育学会遂成为近代教育学人名副其实的“学术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