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科学院和学会：学术与政治、国家

      “学术”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是，要说清楚却实属不易，尤其是当我们把它纳入到一个东西方的差异语境下。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起源，在我国应该追溯到晚清的西学东渐，这里的西学显然指涉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罗志田提及，早在一八九六年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中，便将西学归为两类，“理科”的众多学科为“学”，而诸如“史志、官制、学制、法制一类，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统归于“政”，“政”即为“术”，“术”与“学”不同，“学贵探索、术重实用”(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三年版，8页)。因此，从西学之迻译始，我们不难理解，至少在对于当时主流的知识界而言，“学术”在中国基本等同于“科学”与“技术”，当然，这里的技术也涵盖了带有实用色彩的一系列社会管理技术(制度)，即所谓的“统治术”。

      晚清关于“学术”的理解由此而滥觞，无论是“学”还是“术”，从此再也没有撇除其与政治、国家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由救亡图存到冷战的时局转换之中，作为“科学和技术”的学术，几乎从没有获得其独立所需要的哪怕一线罅隙。也正是因为这一缘由，西方科学之母——原始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及其所内蕴的文化和精神，在迫于救急之用的“嫁接”中，难得能够在我们的土壤中萌生哪怕半点新绿。即使在今天，学术界流行的“SCI”、“CSSCI”论文发表热潮，其实细究起来，也难得与学者们的自我偏好有多少关联，反而颇带有自上而下的“赶超”政治和效率至上的工具色彩。

      西人原始意义上的学术，溯及其源头，虽然也少不了与政治间存在牵连，但可能与我们中文语境下对“学术”理解有所不同。英文中与“学术”有关、且频繁出现的是如“academia”、“academic”、“academy”等单词，都是由“akademeia”(古希腊语Aκαδημα)派生出来的。Akademeia即柏拉图大约在公元前三八七年所创办的学园。有意思的是，正是柏拉图基于“理想国”宏图旨在培养“哲学王”意义上政治家的设想，最早开启了西方“智慧之学”(哲学)与政治、国家间不绝如缕的姻缘。如克鲁斯特认为，柏拉图的学园不仅关注政治理论，而且还重视有效的政治行动，是一个“颠覆性的、反民主政治活动的中心”，一个“为特定政治家准备的机构”(Anton-Hermann Chroust.Plato’s Academy：The First Organized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ntiquity.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29，No.1[Jan.，1967])。也许就是因为“academy”所附带的这种政治意味，在度过漫长的中世纪后，十七世纪科学崛起之时，在西欧凡是由政府和国家组建的科学机构，也大都称之为“academy”，如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设立的法国国家科学机构称为巴黎科学院(Paris Academy of Science)。而也是在同一个年代创立的伦敦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即今天的英国皇家学会)却是一个民间机构，它的称谓并不是“academy”，而是“society”。

      一个看似偶然的称谓变化，其实却隐含了对“学术”的管理制度所存在的理解上的差异。关于Academy，正如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之都，本身就是帝国首都不应或不可或缺的部分”。麦克莱伦对其与society间的差异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如十八世纪分布于欧洲大陆的巴黎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和圣彼得堡科学院等皆为官僚化的机构，隶属于政府和国家，更多地受到专制主义的君王等级化管理与控制，而“society”相反，它多出现于更为“民主”更为分权化的英美等新教国家，少受传统君权控制，更多定位于工业化、贸易和航海领域等。Academy是基于政府的意图创办的，而society则来自于民间或私人的动议，前者接受政府的经费，而后者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显贵的资助，因此，它更为松散并带有“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性质。这种差异也决定了相对于academy，society是更为独立和自主的科学机构(James E.McClellan.Science Reorganized：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5，p.12—15)。

      因为有皇家稳定的支持和资源保障，法国的皇家科学院曾出现一度繁荣的景象，网罗了不仅法国乃至欧洲众多知名的科学家，譬如德国的莱布尼茨、瑞士著名的数学家欧拉等。但是，一七九三年，也正是因为其王权“政治”的身份而被雅各宾派解散，当时著名化学家、科学院院长拉瓦锡于次年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相对而言，英国的皇家学会，因为属于民间组织，会员身份复杂(其中许多不属于真正的科学家)，虽然没有法国皇家科学院曾拥有的辉煌，但是，与英国社会的演进和政治制度变迁类似，也没有法国的大起与大落，并且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和自治的社团，一直存续至今。

      对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这种“society”组织，默顿认为，从其产生之日起，它就是清教主义、培根主义的产物。如在清教徒人口占少数的英格兰，皇家学会最早的六十八名会员中，清教徒却占62％(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二○○○年版，158页)。清教徒对上帝的“杰作”——它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即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世界的虔信，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以及培根主义的重实验和实用倾向，使得英国的“学术”不仅带有一种精神偏好(为按照上帝的意旨管理这个世界，探究上帝所创造的一个至善至美世界的秩序)，还具有一种现实功利取向，如航海。带有宗教动机的学术无疑具有超越性，它不仅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而且也超越了政治和国家。另一方面，它关注世俗生活和重实用的取向，又使得学术被附着上“功用”色彩，不仅为政治而且被市场所染指。而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看似对立和矛盾的两种取向，铸就了英国学术与政治、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的若即若离关系构型。以至于到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在科学登堂入室进入大学并逐渐取代了经院哲学主导地位后，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方面曾长期享受着作为以从事纯科学为鹄的精神贵族殊荣，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笑纳政府所给予大量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大笔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