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5-0089-08 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从最初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从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和插图及尚有诸多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日趋完善、适于教学的教科书……中国教科书是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这其中，晚清负笈东渡的留日学生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批特殊知识分子，在社会面临大动荡、大转折的紧要关头，以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为己任，各以其所学专长编译了大量的教科书，成为一支活跃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舞台的重要力量。 一、晚清留日学生编译(撰)教科书的历史背景 甲午一役，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在一种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冲击下，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日本，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为中国提供许多直接可以借鉴的经验。 1.晚清留日风潮之兴盛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招募到的戢翼翚、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日本的历史大幕。[1]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中明确指出：“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3]此后，中国赴日留学者逐年增加。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77人，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达到了727人，1903年11月为1243人，1904年11月为2557人，1905年猛增到8000余人。[4]1905年到1906年，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达到最高潮[5]，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6]的留学盛况。费正清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7]。此后，由于1906年学部两次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并停派赴日速成学生，留学日本的浪潮顿呈衰退。1907年以后，留日学生渐次减少，至1910年，综计在日本之中国学生，仅有2000余人。[8]当时，留日学生进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举凡陆军、警察、海军、法政、师范、工业、商业、蚕业、土木、铁路、测绘、制药、物理、化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人前去留学。[9]如戢翼翚、杨廷栋、雷奋等是东京专门学校留学生，何燏时、虞和钦、丁锦、陈榥、周家彦、周昌寿、马君武、郑贞文、张资平等是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富士英、杨荫杭、汪郁年、夏清贻、徐傅霖、汪荣宝、秦毓鎏、黄展云、嵇镜、张肇桐、邓毓怡等是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顾倬、陈文哲、陈独秀、吴稚晖、经亨颐、黄际遇、李步青、范源廉等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生，沈心工、万声扬、华国铨、朱经农、陈宝泉等是东京宏文学院留学生，此外，还有王宰善、李叔同、杨寿桐、吴闿生、王建善、范迪吉、余焕东、蒋智由、周柏年、辜天佑、叶澜、董鸿祎、周逵、李廷翰、陈承泽、朱文叔、萧友梅等留学于其他各类学校。这些在力图避免亡国灭种、救亡图强的征程中漂洋过海的热血青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找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10]。他们认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11]。 2.国内新式学堂对教科书之渴求 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推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12]然后再逐渐推广。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推行教育改革，明令兴办学堂，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这样蒙、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办起了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一个有官、公、私立和大中小、师范、专门相互配套的新学教育体系初具规模，而且发展势头强劲。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通令全国遍设学堂。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面对国内新式学堂兴起，各类学堂的教科书除了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四书五经”之外，基本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主编译的西学教科书。由于西学教科书毕竟与中国文化异源，且一些编译教科书受文化表述的限制明显，教科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中国人认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指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3]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后大量聘请西人，翻译西学教科书，经过一番磨合，形成了门类科目比较齐全的教科书体系。新政之初任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的夏谐复建议，中国教科书的编纂干脆就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14]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组织学社，一边翻译日本现成教科书，一边自编新式教科书。当时比较有名的教科书编译机构有教科书译辑社、作新社、清国留学生会馆、宏文学院讲义录编辑部、国学社、湖南编译社、科学会编译部、东京同文印刷舍、东京灿文社等等。此外，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除了在自己创办的机构出版发行外，还有许多被送回国内出版，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南洋公学译书院、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科学书局、广智书局、上海科学仪器馆等等。 二、晚清留日学生编译(撰)教科书概况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中国引进的第一本汉译日文教科书为1883年5月上海东亚译书会出版的《支那史教科书》2册([日]富三房编辑，唐秋渠译)[15]，但唐秋渠的相关资料暂难查实，不知是否为留日学生。现明确知道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最早为1900年作新社出版的戢翼翚与唐宝锷合辑的《东语正规》，这是从语音和语法方面研究日语的教科书。据毕苑博士统计，1890-1915年汉译日本教科书书目共计507种。[16]由于许多汉译日本教科书译者的生平资料难以考证，不能确定是否为留日学生(当时国内兴办东文学堂，也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教科书)。现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及部分民间收藏，将明确其身份背景的部分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统计为241种。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留日学生范迪吉等人选择之日本中等学校教科书及一般教养书100册，此一套业书，名为“普通百科全书”，收纳丰富，略为归类，则为：(1)宗教哲学6种；(2)文学1种；(3)教育5种；(4)政治法律18种；(5)地理历史18种；(6)自然科学28种；(7)实业22种；(8)其他2种。[17]此外，虞和钦、虞和寅还合译《化学实用分析术》、《生物之过去未来》、《生理学教科书》等教科书。1908年大部分留日学生回到了国内，许多留在教育及编辑领域的留日学生还在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辑工作，他们从编译到编撰，出版了大量的中小学教科书。如虞铭新1908年回国后调任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周昌寿1919年回国后，1920年应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理化学部工作，后任编审，抗战后在长沙、香港等地一直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25年间撰述有关物理学著作9部，翻译著作11部，编写中学和大学物理学教科书8部。朱文叔学成归国执教于杭州师范学校，1921年进上海中华书局，任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参与编纂了大量的教科书，1949年入中央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机构，先后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审、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自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十九年十一月止，当此28年中，商务聘用东西留学归国者75人，内法国毕业者2人，美国毕业者18人，日本毕业者49人，国名不详者3人”[18]。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占一大半。20世纪20年代初期，大量的留美学生参与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编撰队伍中来，留日学生在编译及编撰教科书中的比例才开始下降，直到民国末年，教科书的编撰者中留日学生一直存在，如国立编译馆的孙俍工、何健民等都是留日学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编译(撰)教科书的留日学生许多是社会激进分子，大部分是同盟会的成员。其进步的民主社会思想，自会影响其所编译的教科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