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生产或投资[1]。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是双向互动的关系,经济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数量增长,反过来,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不仅使更多的适龄人群获得受教育机会,促进社会公平,还可以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提高受教育者工资收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笔者对1999-2008年扩招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考察,表明经济增长一方面扩大国家财政规模,财政增长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水平;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收入水平,扩大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消费。 一、1999-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财政投入与规模扩张的总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2008年为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86万亿美元,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显著地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水平,国家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113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8年的61317亿元,自1992年以来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特别是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增速分别高达22.5%、32.4%和19.5%。与此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扩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9年已达到24.2%,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2009年达到2285万人,比扩招之前增长超过了5倍[2]。规模扩张不仅使我国在短期内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且迅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供求两旺”的繁荣时期。 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与高等教育规模来看(图1),1999-2008年间,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持续增长;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增长率的曲线是先高后低,然后有所回升,最高点1999年达到38%,最低点2006年不足5%,起伏很大;高校在校生数增长率先快后慢,1999年是23%,2000年35%,然后逐年下降,2008年缩小到7%左右。一般来说,经济促进财政增收,财政支出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增长,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等三者假如保持良性循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它们的曲线应该同步且基本平行,但三个指标的现实却与理想水平相差甚远。
图1 1999-2008年各项指标增长率分布图 从中国高校经费收入结构来看(图2),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99年的61%下降到2005年的45%,2008年回升到56%;与此同时,学费收入所占的比例起初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9年17%上升到2005年的34%,然后回落,到2008年为26%。1988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以后逐步经历了部分学生缴费、低收费、较高收费三个阶段。1999年,高等教育经费中财政投入与学费百分比为61%和17%,至2008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6%和26%,表明高等教育投入由国家包办走向国家财政与学生及家庭投入的“两极化”阶段。
图2 1999-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经费来源结构比例 二、经济增长与财政投入:纵向不平衡与横向不平衡 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近10%,明显高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30年的平均水平,表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经济增长最理想的状态是,国民的收入与GDP一起增长,如果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国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就会使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益;另外,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领域公共品供给不足,百姓在这些方面支出比例过大,会大大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3]98-99。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在于:当国民经济发展过快时,中央财政会通过增税减支形成盈余财政来减少社会总需求;当国民经济发展过慢之时,中央财政会通过减税增支形成赤字财政刺激总需求。由此可以推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应形成正相关,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应形成负相关。 (一)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纵向不平衡 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两个重要指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及其比重。1978年以来,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31.2%降到1994年的11.2%(如图3),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央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结果,但其背后却掩盖着财税制度的巨大缺陷;1994年我国分税制施行之后,财政比例才又开始逐步上升。从中央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来看.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最高值54.3%到2008年的最低点21.3%,中间没有什么起伏。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有利于促进地方的经济建设,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下降,中央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财力也逐步减少,降低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