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2-0080-14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和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已被国人热议多年，通识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以及自由教育观念的演进史也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清理。不过到目前为止，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的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关注。学界中人往往因为自由教育是通识教育的思想远祖而习惯于将两者混同为一，笼统地将它们当做当下素质教育改革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并不能简单等同，两者之间存在着“隐匿的对话”关系。 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隐匿对话”有两层含义：其一，虽然通识教育渊源于古典自由教育，但通识教育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改造，两者在教育的目标、对象、内容等方面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其二，在应对现代民主社会专业化、职业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内在危机时，通识教育与现代自由教育针锋相对，两者所提出的方案大异趣味。比如，《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在提出“通识教育”概念时明确地与自由教育划清思想界限；而现代自由教育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弟子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什么是自由教育》、《美国精神的封闭》等文献中反思现代高等教育危机时，则旗帜鲜明地对通识教育模式给予了批评。因此，对勘这几种经典文献也许有助于呈现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隐秘关联与实质性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20世纪的通识教育言述极其丰富，而自由教育言述自古希腊以来更是精彩浩繁。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概括，也不准备清理现代自由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之间的思想脉动，而是以《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和《什么是自由教育》、《美国精神的封闭》等文献为切片，通过对这几种经典文献及其形成的话语背景进行仔细解读，探寻存在于通识教育和自由教育这两种思想之间的隐秘关联。希望这种考察能引起学界进一步思考现代社会的教育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危机等重大问题。 一、哈佛委员会的通识教育观 “二战”的爆发极大地触动了美国人的神经，当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自由社会需要稳固自己的文化根基，因而致力于思考“教育应该为自由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之类的宏大问题。1943年春，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Conant)任命了一个由12位著名专家教授组成的大学委员会，潜心研究“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两年之后，该委员会基于对美国民主以及美国教育全景的理解而发表了被誉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圣经”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俗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该书在发表之后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实质性地推动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运动。 科南特和哈佛委员会认为，美国的教育目标根源于民主社会(或者说自由社会)的特性。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社会。作为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民主社会的政治理念是“解放人们全部的自然天分去丰富社会”[1]，它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个体在天赋和兴趣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既向有能力的人提供舞台，又为普通人提供改善的机会”[2]，尤其是改善教育的机会——在1870-1940年的七十年间，民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美国总人口只增长了三倍，而中学在校生增加了90倍，大学生增加了30倍。[3]这种教育机会的改善极大地开阔了普通人的眼界与见识，“激发了他们身上由于环境而遭到压抑的并且自身还没有意识到的天分”[4]，使他们及其下一代在成功的道路上少遇到一些困难。 由于能充分调动公民身上的巨大潜能，民主社会在财富和物质进步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民主社会又是一个充满离心力和分殊性的社会。因为，当民主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启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时，现代教育乃至现代生活中日益浓厚的专业主义与职业主义在按照个体的兴趣、天赋以及机遇培养人们走向千百种不同的命运时也“加强了社会离心力”[5]，不同领域的学生和专业人员埋头于单纯的专业信息获取以及具体的技能和才干的发展而殊少共同语言。如此一来，自由人的差异性发展在给民主社会带来创造性和活力之时，也导致了公民之间的疏离以及“社会标准的混乱甚至根本分歧”[6]。民主制度因而有其阿基琉斯之踵：“就其本质而言，它不能在最终意义上培植共同的一致意见，并且或许还必须培植相反的意见。”[7] 在哈佛委员会看来，正是民主制度的这种先天缺陷带来了美国文化的危机：“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个有机进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个有机进程就是美国的进化，而更广泛地讲，则是整个西方的进化”[8]，我们的社会“与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依赖于共同的信念”[9]、“共同的教育”[10]、“共同的标准与共同的目标”[11]，依赖于“共同的文化传统”[12]、“共同的人性和公民感”[13]，依赖于“共同的规范所产生的约束力”[14]，在这里，公民间基本一致的见解与公民个体的自由创造一样重要，共同的文明教化与多样化的专业知识学习一样重要。然而，“我们的文化目前还是一种急需凝聚力的离心文化，我们处于与人类的历史丧失联系进而又彼此丧失联系的真正危险之中”[15]。 民主社会的文化危机使得美国急需一种可以凭借自身的凝聚力和融合性作用来“制衡自由社会里不可避免的分歧和分化”[16]、“塑造美国人政治权利感的精神力量”[17]，一种能“给予我们维持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广泛的思想基础”[18]、能“培育民主社会最深厚的根基，即人与人之间的融洽的情感联系”[19]、“继承公共的精神遗产和培育公民”[20]、“使所有人获得对社会基本一致的和有约束力的理解”[21]、“在共同的人性与公民感上将人团结起来”[22]的教育。在哈佛委员会看来，这样的一种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