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211工程”、“985工程”，标志着我国揭开了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序幕。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①的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大学不断涌现出大师级的人物。那么，大学究竟该如何培养大师级人才呢？其需要何种环境呢？“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历史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②本文沿着大学理念的历史发展脉络，阐述为什么德国大学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30年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以及为何美国大学何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 虽然西方大学理念颇能解释其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本文认为，西方众多学者阐述的大学理念，并未基于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新型知识论阐述大学理念，因而其还不够完整。本文基于准波普尔知识概念，③结合大学物理学科发展的具体案例，提出新型大学理念“分享错误”，即在学科共同体内，学科领袖的权威不在于其是否犯错，而在于能否不断提出新颖的错误假设并与团队分享，从而激发团队的思考。大师意味其所提的“新颖的错误假设”是世界一流的，其也必然鼓励学生挑战权威，因其只是善于提出错误的假设而非必然是真理。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首先是理念领先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象征西方文明的科学中心像传递火炬一样在不同的国家交替出现。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世界的科学中心，至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科学中心遂迁至英伦三岛。法国在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早期引领世界科学的发展。随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即从1830年至1930年间，德国大学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王国。④20世纪30年代伊始，美国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美国在某些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早在1900年就与英国、法国和德国达到同等水平，但美国科学成就达到杰出的高度花费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大约在1815年到1930年之间。问题在于，德国大学为何能在19世纪一枝独秀，并引领20世纪前30年的发展？为何美国大学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原因众多，其中与大学理念的发展密切联系。 德国科学的兴起与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大学理念密切相关。洪堡在1809年至1810年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期间组建柏林大学，一方面继承中世纪大学的教育理念，即大学是学者的社团，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⑤另一方面，他将科学研究职能引入大学，“立身的根本原则是，在最深入、最广泛的意义上培植科学，并使之服务于全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⑥但洪堡所指的科学是纯科学，“高等教育学术机构倘要实现目标，其全体成员（只要可能的话）就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⑦须知，19世纪以前的大学被称为“教学型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所以说洪堡在19世纪初期倡导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大学理念领先于世界各国。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神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甚至还坚持教学是大学的唯一职能，颇显得不合时宜。⑧ 至于美国，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60年代，科学研究并未成为美国大学的基本职能。19世纪早期，美国高等教育界培养的主要是牧师，所以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神学、古典文学和道德哲学等学科，许多未来的科学家最先从事医学方面的学习。美国内战之后十年间，包括业余爱好者在内的科学人员共约2000人。其中约500人是严谨的研究者。⑨时至19世纪60年代，私立院校才正式将植物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物理学引入课程中来。⑩可以说，1876年美国创立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前，其大学基本属于教学型大学。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是一个从事研究的地方，而是传授普通知识的场所。由此可见，美国大学在纯研究方面落后于德国大学，原因之一在于大学理念落后。 另一方面，美国公立大学将服务职能引入大学，从而拓展了大学的职能。美国于1862年制定的《莫里尔法案》(Morril's Act)，改变了美国传统大学的职能，使得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由单一教学向教学和公共服务转型。20世纪初，《莫里尔法案》所倡导的实用主义被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Charles Richard Van Hise)进行充分的实践。在他看来，“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当考虑州的实际需要。”(11)显然，《莫里尔法案》的出台是与美国传统实用主义哲学相联系的，它对美国大学物质科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哲学使得美国科学严重依赖于欧洲的理论成就；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美国大学实验科学始终较为繁荣，而实用科学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经济的发展为滋养教育和基础研究提供动力。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各个慈善基金会认识到纯研究对于美国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大学提供丰厚的科研经费和博士后奖学金。而德国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足以伤害实用的发展，从而陷入科研经费短缺的困境。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大学在20年代弥补了纯研究方面的短板之后，结合传统实验科学的优势，创建了新型的“大科学”(Big Science)学科组织，从而一举成为世界科学的研究中心。(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