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7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1)01-0001-07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成立于1868年。19世纪中叶加州处在淘金狂潮中，暴力横行，罪恶泛滥，但是有志之士却逆潮流而动，于1849年制定了加州第一部宪法，授权议会建立一所州立大学——一座“学习之城”，让“光明永驻”（加州大学校训Fiat Lux），因为它的“贡献对于后代的荣誉与愉悦要远大于加州的金子”。[1]1868年，加州大学建立。加州大学（伯克利）（以下简称“伯克利”）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一所地方性的小型公立院校，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不管是在美国的各种大学排名中，还是在指标体系极不相同的世界名目繁多的大学排行榜中，伯克利无不名列前茅。其优秀的毕业生、重大的科研成果和治理制度都如灯塔一样永放光明。 伯克利成立时仅有10名教师、40名学生，第一届毕业生仅有12名（史称“12使徒”）。2009年，伯克利拥有35843名学生（25530名本科生，10313名研究生），约有350个学位计划，开设7000门以上课程，每年颁发的博士学位数在美国名列第一。作为一所州立大学，伯克利录取率为26%，录取的学生中75%来自加州公立中学，25%为家中第一代大学生，66%的学生其父母至少一人出生在国外，学生所说母语有70几种。与哈佛等私立名校相比，可以说，伯克利的学生并非那么“精英”。但是，伯克利教师对卓越的不懈追求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生，在过去10年中，学生所获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科研奖学金人数最多。在其校友中，有2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席、“苹果”公司的创建者以及谷歌的总经理，等等。 伯克利有21名教师获得诺贝尔奖，其中8名为现职教师。在美国大学中被评为“优异”的科研项目数量排名第一，名列前十名的研究生专业的数量排名第一。伯克利教师们的创造发明不胜枚举，仅从2008年6月至今就有2086项发明。其中，获得美国专利562项、国外专利394项。伯克利的教师们以自己的科研创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他们创建了回旋加速器，开创了研究物质结构的新时代；在“二战”期间研制出流感疫苗，拯救了无数生命；排列了果蝇染色体组，为后来成功地排列人类染色体组开发了技术；在计算机革命和硅谷的生成和发展中也起到关键的作用。 伯克利之所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固然与最初丰富的金矿、肥沃的农田以及后来高技术产业所提供的大量经费支持密切相关，但是仅有金钱还不能造就一所伟大的大学。成就伯克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二：其一是加州宪法赋予的宪法自治地位使得加州大学具有了相当于州政府第四翼的法律地位（全国仅有5所公立大学有这样的地位），尽管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免受外来的影响，但是在关键时刻，它能抵御政治风暴，使大学始终致力于学术卓越；其二是共同治理制度，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在美国高校中是最强大的，它在大学治理中的中心作用确保了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的至高无上。这两个因素在伯克利得到公认，成为伯克利的特色。加州大学的一位前任校长理查德·R·阿金森(Richard C.Atkinson)认为，使加州大学成为著名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共同治理，“大学的责任在于教师、行政和董事的伙伴关系，加州大学迈向辉煌的第一步始于75年前引入共同治理制度”。[2]“我们的经验是，教师们不仅在建立大学学术优异的标准方面，而且在保证大学被明智地治理方面也起关键的作用”。[3]伯克利前学术评议会主席哈里·N·赛博(Harry N.Scheiber)指出，“现代评议会是一种迷人的制度，它在过去75年创造性张力中发展……评议会惟一的责任是保持学术卓越的火焰永不熄灭……不理解这种精神，就不能理解伯克利为什么和怎样在几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一流”。[4] 一、伯克利共同治理制度的创建与发展 1868年加州大学的特许状规定设立由校外人士构成的董事会，这是美国的发明，目的是使大学摆脱教派的影响，把大学与其服务的社区联系起来。特许状也要求建立学术评议会。学术评议会由所有教师和院长构成，校长任主席。1868年加州大学组织法规定，学术评议会“建立的目的是对大学进行一般管理”。董事会决定学术评议会的人员组成以及与校长和董事会的关系。这种制度设计没有在董事、校长和教师之间做出明确合理的权力分割。董事们也参与大学的微观管理，由他们而非教师对学生录取和课程等学术事物做出决策。但随着专业学术人员的兴起，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学内部关系的紧张，而内部关系的紧张又影响了大学与州议会的关系，阻碍了大学的发展。这使得伯克利直到19世纪90年代仍是“一所薄弱学校，虽然拥有大量土地，但是建筑破旧，经费可怜”；“虽然农业相关专业有所发展，但是大学的经费、声誉和研究能力无法与美国新生的研究型大学，如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执安大学或威斯康辛大学等比肩”。[5] 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决定聘任一位强势校长，领导伯克利走出困境。董事会决定聘请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受过教育的著名学者本杰明·艾德·维勒(Benjamin Ide Wheeler)出任校长，董事会为他的办学理念所折服。维勒深受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坚信真正的、完全的大学必须是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维勒在接受聘任之前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校长应该是在教师与董事会之间进行沟通的不二人选；校长应该是在任免教授和其他教师并在确定他们工资水平问题上唯一有权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的人；在校长处理与教师相关的事宜上，不管董事会内部有什么分歧，董事会都要作为一个整体给予校长一致的支持；应该赋予校长在董事会下领导大学所有教师和雇员的职责。事实上，维勒所要求的就是在董事会下对大学负有全面彻底的领导之责。董事会鉴于以往陷于大学微观管理的不成功经验，同意了维勒的条件，维勒遂于1899年出任校长。 维勒上任后加紧了对议会的游说，说服议会改变了拨款方式，从按不动产税增长的比例拨款转为按学生数拨款，使大学发展有了可靠的财政保障，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他上任10年后，伯克利就成为了美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公共资金的增加使他有可能实现其办学理念，聘用全国一流的教师，从而迈出了向一流大学目标前进的坚实步伐。学校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使大学获得了州立法机构的支持，为大学内部组织机构的变革提供了条件。维勒说服董事们，教师不仅仅是州的雇员，更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应该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负有责任。他提升了研究在教师聘用、晋升和解聘决策中的权重，采用了教师聘用和晋升的同行评议制度，他还建立了一个教师委员会分配研究经费，设立了一个教师编委会监督大学出版社，以提升出版质量。但是，维勒扩大教师在管理中作用的尝试并没有固化为大学的法规或政策，只是他作为校长对部分权力的让与，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独自管理这所大学。他不是一个“协商型”的领导，其领导风格被指为“仁慈而专断”——对学生仁慈，对教师专断。在维勒任职的最后几年，他与教师的冲突增加，有关伯克利校史的著作或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件轶事来说明他的粗暴与专断。他仅仅因为一位教师在校园没有戴礼帽而当众予以斥责。最后，由于他身体健康的退化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的亲德立场，维勒在1919年被迫辞职。在维勒任期内，伯克利实现了从董事会直接管理向校长管理的转变，校长成为大学真正的主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参与管理的自主意识也开始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