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清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频繁变换的名称背后，实乃掩藏着不断嬗变的历史。诚如冯友兰所一再强调的：“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①众所周知，1930年代“黄金时期”的清华在“世界的学术界上，已得了相当的地位”，②“跻入世界名大学之林”。然而在短短几年前，该校仍被称为最低学府。 草创：从预备学校到大学雏形初具 草创时期的清华，已有全国最上乘的生源，一般只有各省前几名的学子才能被录取。然而，学校本身的性质（预备学校）决定了其主要功能只能是培养留美学材，其主要任务是教学，而不是研究。全校都不重视研究，功课过紧的实情，也不允许师生有效地开展研究。学校最初只有教师30余人，其中多半为美国教师（不少原是中学教师），后来才增至50多人；学生则为500人左右。③故该校在学界几无影响。 1916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林语堂到清华后，仍“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也“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仲伯之间”。④直到改大前夕，清华毕业生也仅相当于美国本科一二年级水平。该校高度西化，西学部课程极受重视，国学部则相反：“学生过了午课，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⑤学校甚至规定，学生国学课程不及格，而西学课程及格，可以毕业；国学课程及格，而西学课程不及格，则要留校。⑥图书馆内中文书极少，直到1925年，中文书借阅量才超过西文书。 五四之后局面有所改观，在校学子中才俊辈出，如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琇等在校期间就已多有表现，但全校总体情况并无大变。恰在1920年，罗素对清华给了一个总批评，就是“清华学校好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⑦泰戈尔访清华的观感也与此相若。1920年代初，国内民族思想高涨，“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呼声日高，清华高度西化的风气，显得异常刺眼。作为一所耗费巨资所办的大学，清华一直徘徊在中国主流社会之外。因此，外界亦有“青年出国，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等批评，甚至误以为清华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⑧在曹云祥任内，该校开始朝“中国式”大学的方向起步。1923年11月，校务会议通过《清华大学总纲》，指出：清华大学“希望成一造就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清华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习、研究以及应付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之能力”。⑨在曹看来，“中国未来的领袖”，最上焉者要具有“天赋之才，精明强干，随机应变，善于治人”的禀赋与本事。⑩次年；清华大学筹备会通过《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强调确定大学要“建立研究院”，“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11)这就在制度方面明确了其中国化、研究型等诉求，也直接或间接地在课程设置中反映出来。虽然实际运作中的重西学轻国学倾向较明显，但确已体现出文理交融、文体并重、古今兼修的意识。 上述举措都奠定了该校日后办学的基本思路与风格。此时该校教职员高度洋化，教员中约有半数为美国教师；其余教职员多为庚款生和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12)这事实上是当时中国高教界格局的反映。 转型：从正规大学到研究型大学 1925年前后，国内文教界出现收回教学自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斗争，因之出现了“改大潮”；不少专科学校也改为大学，全国大学数量激增。(13)清华当局也日益感到“清华不改大学，则落后于人，不得并驾齐驱”。(14)此年，清华停办留美预备部，开办大学部和国学院；将相当的经费和工作中心转移到这方面，并由此“初步确定教授治校方针，奠定清华日后的名校基础”。(15)大学部聘请了一批教授：朱自清、钱基博、刘崇鋐、叶企孙等，(16)教员达到59人，教授42人。到1926年，大学部共设立了17个系，“自此，清华大学的初步基础，开始形成”。(17)在此过程中，清华由于本身的人才储备有限，必须借助于外力，其中得东南大学之力尤多。由于清华亟须师资，相当一部分在外任教的校友都返回母校，且推荐高徒来此。这是造成清华大学初期东大人物甚多的重要因素，在文理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国学院主任吴宓来自东大，助教浦江清、陆维钊等均来自东大，研究生赵万里、王庸亦然；导师陈寅恪则曾是东大教授柳诒徵的弟子。理学院更是如此：数学系最初的7个教师中，有熊庆来、胡坤陞、周鸿经、唐培经4人来自东大。物理系在1926年创系之初，有梅贻琦、叶企孙2位教授，3位助教，其中叶氏和助教赵忠尧、施汝为、何增禄都来自东大。(18)该系早期的教师如吴有训、郑衍芬、陆学善，也均如此。 此间清华的种种举措都各有意义，尤其是国学院，在中国研究生教育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这毕竟只是校内极小的一部分，就整个学校而言，实力仍极弱。尽管清华已升格为大学，但并未得到主管部门的完全认同。故此时其名称很混乱，便是学校本身也常自称“清华学校”。(19)更重要的是，清华还远没有走上正规大学的轨道。作为后起的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准，清华与其他名校相比都相形见绌。1926年，胡风对北大的沉闷极为不满，转入慕名已久的清华，结果更感失望，遂退学。 庚款生陈岱孙1927年回清华时，对此颇有感触：“学术水平不高的状况，从招生中可以看出来。其他大学每年招生名额和报考人数之间相差很大，报名很多，录取比较少，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多”。(20)1928、1929年，其本科分别招生137、210人，应考人数分别为515、829人。(21)这不仅远远不如北大，(22)也不如教会名校。其原因是清华“在社会上和在一般考生的心目中，仍然是一所资浅闻遐的新办大学”。(23)这也不难理解：该校原系“留美预备学校”，吸引力主要在于“留美”；一旦改大，停止“留美”，“学校”本身的吸引力也就大减。这时的清华作为预备学校，乃闻名已久；但作为高等院校来说，则异常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