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价值观输出”，不是施展“软实力”，而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化应有的平等的追求 古往今来，学界的任何举措大多以当时的社会需求为旨归。近年来，社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密切，相应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旨在研究传统文化的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也是为顺应这一时代潮流而设。这是因为，当前比较紧缺的，是汇集海内外资源、为学者提供较好的研究环境、以培养未来高端人才、开展高端国际交流为目标的平台。 宗教与人文并不完全对立 像中国这样，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千百年来鲜有刀兵相见、最终和谐相处的情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很罕见的 我们院名中的“人文”一词，用的是19世纪以来比较通行的含义，与自然科学相对应，即研究一般社会现象，重点则是文史哲和语言学等，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要贯通古今。西方的人文学科一般是反对神学的，我们院名中标以“宗教”二字，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文化几乎同时发生，密不可分，宗教与人文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包涵的，是互制、互补、互促的。宗教，在中华民族繁衍壮大的历史上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深入研究中国的佛、道两教，就难以全面地、深入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先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相互容融的重要内容，绘出了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从相互冲撞到相互融合的精彩画卷，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极大包容性。像中国这样，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千百年来鲜有刀兵相见、最终和谐相处的情景，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很罕见的。也可以说，不研究千百年来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难以对中国的历史做出准确的叙述，就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方面显得乏力。人文学科与宗教学实际上有所重叠，在我们的院名中把“人文”和“宗教”相联，既表明我们所说的“人文”有别于西学对神学的排斥，也意味着我们注重研究中外的贯通与比较。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正在稳步地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我们所理解的“小康”，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是物质相对充足、精神相对高尚的社会。为此，中央早已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文化建设，归根结蒂是民族的精神建设，是对传统的继承和时代精神的创造。30年来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正是传统智慧和时代精神进发、中华民族精神创造的生动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创造会继续构成新的辉煌。 世界需要不同文化的对话 至今在欧美，研究中国文化还属冷僻之学，图书刊物上难得一见中外学者研究中华文化成果的论著 现在，一系列重要的挑战和课题早已摆在人类面前了，对此中华民族同样无法回避。例如：如何解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环境中的民族文化现状；不同的文化之间如何沟通、相融；如何进行未来民族的和世界的文化建设，以使人们能在对物质的追求和对精神的需求之间取得相对平衡；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和人文精神建设速度之间找到协调点；中华民族如何和各国人民为克服当前地球的种种危机而携手并进。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些问题可以简约为这样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如何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经历了无数艰难苦厄的中华民族，每当遇到险阻或居安而思危时，都会回首历史，重温古昔贤哲的智慧，从中找回自信，汲取塑造新时代精神的营养。同时，前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欲承继历史的遗产，固然可以接续刚刚过去的年代或过往的某一阶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追溯到创造中华民族精神主干的时代。这并不是要回到古初，而是要看清楚民族文化基本定型时的智慧，并沿此而下，洞察中华民族文化演变、发展、挫折、兴旺、衰微、交融的过程、规律、经验和教训。不但中华民族需要如此回顾，西方的学者和神学家也在做类似的努力，例如“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圣经》的一次次重新被诠释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接连出现，就是这一动向的反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为学者营造一个可以潜心涵咏、沉静深思、坐而论道、辩难切磋的环境，就需要培养大批功底深厚、甘于寂寞、知行合一的年轻学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河浩瀚深邃，无与伦比，尤其需要学人献出毕生的精力，刻苦为人，殷勤传学。 毋庸讳言，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300年，“欧洲中心论”盛行，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许多民族文化都被视为原始、蒙昧，因而在“世界中心”那里一直被不全面、不透彻地介绍，甚或被自高自傲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扭曲。至今在欧美，研究中国文化还属冷僻之学，图书刊物上难得一见中外学者研究中华文化成果的论著。概言之，欧美至今仍未摆脱“中心论”对其正确对待其他文化的负面影响；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非这些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和一般民众关注的事情。当然，世界上一直有一批坚持客观、冷静、科学地看待和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和政治家，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中华文化中的许多内容，诸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念具有普遍价值。在当前呼吁尊重文化多元、不同文化间应该互相学习、欣赏、吸收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语境下，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理应承担起和世界各国的汉学家共同向西方世界、向其他几大洲介绍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绝不是什么“价值观输出”，不是施展意在改变对方的“软实力”，更不是强加于人，这只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化应有的平等的追求。世界需要不同文化的对话，需要中华文化参与对人类危机的挽救和对未来的思考和探索。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平等，就没有世界和平；要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就需要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学者之间的对话、公众之间的对话。在这三个层面的对话中，学者之间的对话是关键性的，公众之间的对话是决定性的。因为学者可以“下学而上达”，公众手里捏着选票。为此，就需要大批能够对话、善于对话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