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0)06-0156-0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育出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杰出人才，其办学背景下创造的业绩为世界高等教育之奇迹。在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功因素中，通识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及实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范畴。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西南联大通识教育办学思想的研究集中于梅贻琦者居多，而对处于主体地位的教授群体的通识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却极为鲜见。笔者认为，作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理念实施主体的教授群体①，其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②及实践效应，关乎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理念实施的成败。因此，探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识教育的思想认同及实践效应，是为研究西南联大成功办学因素之必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民国时期大学专才教育思想的诘问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所普遍进行的共同文化教育，包括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陶冶，个性的熏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人皆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其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作为一种新颖的大学教育理念，其被广泛接受和实施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20世纪20、30年代，针对选修制造成的专业化弊端，以哈佛大学的“集中与分配”制为首，哥伦比亚、芝加哥、布朗、威斯康星等大学纷纷效仿，对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增加通识教育的内容，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掀起了美国的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此次运动，使通识教育成为美国高等院校本科课程结构中的一部分。而20世纪初，中国留学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由留日为主转为留美为主。大批优秀的中国青年在美国接受系统的大学本科乃至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对盛行的通识教育教学理念极为熟悉和认同。他们学成回国后多数投身高等教育，把通识教育的理念应用到中国的大学管理和教学之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教授中至少一半是留学美国的，据1946年联大复原北返时，联大师生编写的《联大八年》统计：“联大179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个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2]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留学美国的联大教授又多数在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等大学学习和深造，如在哥大有杨振声、冯友兰、潘光旦、吴有训、查良钊等；在哈佛的有陈岱孙、叶企孙(于1923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江泽函、汤用彤、吴宓等；在芝加哥大学的有闻一多、雷海宗、杨武之、叶企孙(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张景钺、黄钰生等。他们均深谙大学教育的规律和通识教育人才培养理念的优点，因此对20世纪20、30年代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因急功近利而强调专才教育的倾向极力批判。 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从培养人的目标审视我国近代教育的历史，指出这些教育方针并非真正培养人才，“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许连专家都当不了，文官都考不上。”[3][p.358]可以看出，他认为所谓大学中的人才教育只不过是专家教育或文官教育。钱穆指出：“今日中国大学之弊，在培植专才而不知注意通才。其学专门学科者各筑其门墙，自为环绕……如此以往，在彼以为专门绝技，而在世实增一不通之愚人。”[4][p.100]大学专才教育的强化对人才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联大教授着重从人格、学术、社会三方面指出其弊端： 第一，专才教育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和为人处世。潘光旦多次指出，专才教育一方面易导致人格畸形化，不仅对个体不利，甚至使民族误入歧途，“所谓误人指的是人格的畸形化，成一个偏废或半身不遂的局面……近代欧西文化的危机，我以为也就在此，欧洲的理工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尾大不掉的程度，其结果是战争、屠杀与死亡。族类专化的代价如此，个体大概不成例外。”[3][p.460]另一方面不利学生的为人处世，“他不大认识人。他和从前的读书人似乎恰好相反，懂得‘物’是什么，声光电化是什么，但人是什么，他多少有几分莫名其妙。因此，不但他的学术事业和别人的不容易配合起来，他和别种学问事业的人，以至于和同学问、同一事业中的别人，也容易发生扞格，发生凿枘。”[3][p.460] 第二，专才教育不利于个体事业和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大学期间强调专才教育势必导致学生眼光短浅，思想冥顽不化，不利于个体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对此，雷海宗指出“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难望再有彻底的变化，要做学问，二十岁前后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正是大学生的在校时期。品格、风趣、嗜好，大半要在此时来做最后的决定。此时若对学问兴趣立下广泛的基础，将来的工作无论如何专精，也不至于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学期间，就造成一个眼光短浅的学究，将来若要再作由专而博的功夫，其难真是有如登天。”[5][P.223]显然，专才教育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而人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故专才教育是不利于发展科学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