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大学校长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大学发展的困境，对于强有力的大学校长的渴求是任何其他历史阶段都无法比拟的。1982年美国高校董事会特意组建了强化校长领导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engthening Presidential Leadership)，而后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界，对于大学校长的研究，成了一时的显学。 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在20世纪70年代论述大学校长作用时，声称大学校长是“可以互换的灯泡”，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80年代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大学校长一旦走入高等教育这片丛林，“每种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响，都有自己的特征”[1]。但总体看来，大学校长对大学管理的作用，综合美国学界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观点：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大学校长无关紧要，他并不能对大学自身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大学校长由于受到诸多的限制，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那么，关于大学校长的作用，究竟是“电灯泡”还是“丛林树”？又或者是两者的集合？本文尝试对这三种不同的美国大学校长作用观进行呈现，并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征对大学校长的作用进行解读，以期对大学校长的作用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一、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据高等教育史资料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大学就设有校长，只是当时的大学“院长、校长或副校长是由他们的教师同行主要根据资历来指定，基本上是一种荣誉头衔，看作是具有特别名称的教师‘管理者’”[2]。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组织的日趋复杂化，大学校长逐步从中世纪的荣誉性象征开始成为大学真正的行政长官，对外代表学校，对内进行管理，开始拥有治校权责的管理实际权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一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大学校长励精图治的历史，这是高等教育管理界的一种共识。追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和卓越的大学校长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哈佛大学的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博克(Derek Bok)，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芝加哥大学的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密歇根大学的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等等，这些“巨人时期”①(the Age of Titans)的校长，几乎就成了大学校长至关重要的代名词。 大学校长作用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大学校长的角色及职责予以佐证。作为大学这样一个复杂组织的领导者，大学校长要扮演着多重角色。曾任印第安纳大学校长的韦尔斯(Herman B.Wells)在谈到校长的个人角色时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可能，校长天生要有希腊运动员的体魄、马基雅弗利的精明、所罗门的智慧、狮子的勇气。但无论如何，还要有山羊的胃口。”[3]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曾任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也就大学校长的角色做过精辟的论述：“在美国，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教员的同事，校友的忠实伙伴，董事会的杰出的管理者，公众演说家，同基金会和联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工业、劳动和农业界的朋友，同捐赠人交涉富有辩才的外交家，教育的优胜者，各专业（尤其法律和医学）的支持者，新闻发布人，自身领域的学者，州和国家的公仆，同时也是戏剧和足球的热心者，体面的绅士，一位好丈夫和父亲，教会积极的会员。”[4]领导力研究方向专家、罗林斯学院院长雷塔·伯恩斯坦恩(Rita Bornstein)在2001-2002年度的南部大学会议(Southern University Conference)上讲述：大学校长的特征一直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改变，道德教育家、学院革新者、知识界领袖、教育改革家、政治家；在20世纪最后几年，在财政预算锐减的前提下，还开始成为大学或学院的建设者(institution builders)。在学院现实的生活中，大学校长被期望成为学术领袖、财务管家、筹资者，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社会领导(civil leader)及经济发展的拉拉队长(economic development cheerleader)等角色。[5]此外，大学校长除了致力于经济活动及学校的财政筹款外，他扮演的仍然还有社会道德模范的角色，同时还得继续起着保持大学理念及其文化传统的“守护者”的作用。[6] 大学校长对大学作用的举足轻重，同时也体现在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上。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紧缩，许多大学在有限的政府投资外，校长开始成为一名筹资者，而筹资的多少往往和校长的政绩挂钩。以致于耶鲁大学在最近一次遴选校长时提出类似以上诸多要求的时候，人们不禁发问，校长莫不是上帝？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随着质量问题及学校财政赤字的增加，尤其社会公信力的下降，许多大学都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校长能够救大学于水火之中。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及70年代的民权运动，大学校长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式微。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管理界开始重视大学校长的作用，并进而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