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0)06-0021-10 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历史悠久且最具创意的独特机构，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人类各种文明各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舒尔茨(Charles M.Schulz,1922-2000)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使得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力资源的组织由人类社会边缘正式进入社会中心区域，80年代初以罗默(Paul Romer,1955-)与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样态更迫使现代大学站到了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成为社会“轴心机构”。自此，有关大学性质、目标与理念的分歧与论争再次风生水起，尽管仍然很难对上述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鉴于几乎所有大学“病态”表现都与官僚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直接相关，因而本文从具体案例出发，探讨当前大学理性失范的概念、具体表现及其根源。 一、“马车之喻”与“萨默斯事件”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大家，他的理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宏大体系，甚至留传后世的很多成对概念，如真理与意见、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与多、动与静，都始于此公。后世任何一个哲学分支，都能从他这里找到起源。正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所说：“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柏拉图有一个形象的“马车之喻”，说人的灵魂是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的。①其中，灵魂好比是一驾马车，理性是驭马者，激情是温顺的马，“知廉耻，能自制”，欲望是顽劣的马，“寡廉鲜耻”。灵魂的善恶，取决于到底是由那位驭马者（理性）控制了这驾马车，还是任由那匹顽劣的马（欲望）控制着马车狂奔。因此，要驾驭好这驾马车，灵魂的三个部分就需要分别对应三种德性：节制、智慧和勇敢。其中，欲望对应节制，理性对应智慧，而激情对应勇敢。如果三种德性都达到了，那么马车就能驶好，因而也就能够达到第四种德性：正义。在柏拉图的视界里，灵魂具有两个世界的特征，其本质既有理念世界的东西，又有知觉世界的东西。作为“理性”的理念世界，是知识和与之相对应的德行所在地，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作为“非理性”的知觉世界，则可区分激情与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前者倾向于理性的高尚因素，后者倾向于抗拒理性的低贱因素。②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可以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即用优雅的言词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和文明；然后，两者共同领导欲望，一个出谋划策（理性），一个奋勇作战（激情），监视贪恋，恪守本分（使欲望得到节制），成为智慧、勇敢、节制并最终正义的人。正是柏拉图在雅典城外创建阿卡德米学园所倡导的“理性—智慧”的思想，成为西方大学精神的发展源头，引领这种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沧桑，在孜孜追求“至高无上的智性和美德”（纽曼语）的道路上，成为人类“才智之都”（克尔语）。 2001年，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1954-)高调出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在上任伊始，董事会用19世纪早期昆西（J.Quincy，任期1829-1845年）校长的话，向萨默斯交代哈佛大学校长的职责：确保“理性这一精神财富真正发扬光大”。③然而，五年之后，2006年6月，哈佛大学第355届毕业典礼在大雨中如期举行，但这也成为萨默斯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公开露面的机会。据在场者回忆当天的情景：“萨默斯校长带着感伤的语调为毕业生送行，其实也是为自己送行。”而萨默斯本人在辞职信中，如此写道：“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同仁们的隔阂，已经令我无法推进对哈佛将来而言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萨默斯成为哈佛370年校史上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而黯然离职的校长④。从根本上讲，大学的理性和真理之风必须压倒对权力的滥用，但在萨默斯管理下的哈佛，学生和教师就像政府眼里的选民，只是一个个利益群体，而不是生动个体的组合，他甚至在设计校园规划思路时认为“有时恐惧可以代替理性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批评者指出，他就是用这种思想为其在哈佛“革新”中的傲慢、专制、粗鲁行为正名。而一些同事则感叹，萨默斯是天生的“经济动物”，处事方法或许“更适合华盛顿而不是校园”。从传统上看，“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作为哈佛校训与第一准则，强调两点：第一，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第二，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华盛顿政坛无限风光，哈佛校园黯然销魂，“萨默斯事件”生动诠释了哈佛作为传统大学组织的理性精神，反对特权，崇尚平等，而不管个人身上曾经拥有多少光环。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优良传统的秉承和努力进取，“张扬理性、追求真理”这种最初的思想最终成为大学的传统精神和重要学术标准与道德标准。还可以说，“萨默斯事件”是当前大学困境的一个产物，而非其根源。在当今社会普遍追求“一流”⑤（excellent，或称为卓越），强推经济主义(Economism)逻辑与跨国公司式（TNCs，即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管理方式时，是否仍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在这种生存环境里，大学校长应如何行使自己的领导力？或用“雷丁斯(Bill Readings)式话语”追问“大学除了争创一流话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即在现代性的黄昏时代，还能找到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大学吗？这也是在追问，当大学失去了文化使命后，除了成为单向度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官僚分支以外，它是否还能成为别的什么？”⑥这样的发问对今天试图冲击“一流”的中国大学来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