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10）10－0022－05 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环境为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开放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间的差距，为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目标和可借鉴的参照框架，而且也为我们参与国际交流，获取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思想、内容、制度和人才等资源创造了条件，为我们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在学习和交流中寻求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开放，我们的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因为改革，在经过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辛，收获到开放所结下的丰硕果实后，我们更加坚定开放的信心。因此，在实现高等教育大国目标之后，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开放，不仅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路径选择，而且也是实施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惟一道路抉择。 一、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 所谓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简而言之，就是参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指高等教育活动带有跨境或跨国性。这种跨境或跨国性活动通常包括：学生跨境流动，教师及学者跨境流动，学术思想内容的流动，不同国家院校之间的合作，以及高等教育对整个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等等。由于开放是嵌入不同时代背景之中的，因此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开放主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式、程度存在差异。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最初的高等教育开放应该始于早期学者的游学，如西方古希腊时期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初的学者游学是为了获得生存、逃避迫害或是完全个人意义上的自由的学术交流。“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成为西方第一批巡游讲学者：……他们四处游历，以讲学为生”。[1]著名的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也曾经四处游走，所到之处都有一群虔诚的追随者。 在西方中世纪大学崛起之后，因为有了相对固定的组织和机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初具形态。甚至，我们不妨说，中世纪大学的诞生本身就带有“国际化”或者说“开放”的原始特征。西欧中世纪的大学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都具有跨境性和多民族特征，这些学者和求学者来自西欧各国。如据统计，“对13至14世纪在巴黎大学求学的外国著名人士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有英国人153名，德国人200名，荷兰人56名，意大利人109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4名，斯堪的那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41名，稍晚还有来自亚洲的学者，而且在校长名单中还有外国人”。[2] 中世纪大学国际化另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者的广泛流动性，不仅如此，甚至大学也是流动的，并在学者的流动中不断生成新的大学机构。瑞斯戴尔（Hastings Rashdall）认为：欧洲至少一半中世纪大学起源于学术迁移或人员的流动。有人甚至认为，正是早期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吉尔伯特（Gerbert）、阿伯拉尔（Abelard）、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等，他们四处的流动讲学使得大学的火种传遍四方，并改变了整个西方文化的面貌。一部早期大学史，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学者流动史”，或者说“学术迁移史”。正如哈斯金斯所言：“权威人物的假设是，牛津起源于学术迁移，而且它最初的教师和学生一定来源于巴黎。”[3] 然而，进入19世纪后，出于殖民主义统治的需要，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在其殖民地创办高等教育，在注重军事征服的同时，也开始加强文化的驯服，从而以军事和政治强制方式开启了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道路。20世纪后，在民族国家全面兴起之后，为获得全世界卓越的科技人才以及他国的学术资源，或者出于培养合乎自己意愿的他国政治人才的需要，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开始以政策手段介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从而使高等教育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开始日益凸显出来：即所谓开放不再仅仅是个体或机构的自发性行为，而更多带有政府的意志色彩。发达国家政府作为开放主体的介入，大大拓展和拓深了高等教育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而与此同时，为能够跻身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行列，实现国家的快速发展，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由被动开放转向对其他特别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动开放，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世界中基于被动／主动、输出／输入形式的高等教育开放差序格局。 所谓主动与被动维度是就开放的意愿而言。如果是在胁迫中或不得已而为之的，称为“强制性开放”，比如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国家开办学校。“非强制性开放”即本国主动向他国开放，包括对外主动输送人才，对内主动引进外国人才、学术内容等，甚至对外开放自己的高等教育市场等。 所谓输出与输入维度是就不同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地位而言的。第一种形式是：以对外输送学生、学者及团体，引进学术内容等为主，对内输入学生、学者及团体，输出学术内容等为辅，如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第二种形式则是：以对内输入学生、学者及团体，输出学术内容为主，对外输送学生、学者及团体，引进学术内容为辅，如欧美高等教育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