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5－0053－05 现代大学是12世纪前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产物。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教会大学的“先导”作用是无法回避的。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把教会大学单纯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胡适为《司徒雷登回忆录》作序时，曾给教会大学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其“给中国带来逐渐的觉醒”。如1900年正式开设大学课程的苏州东吴大学，1906年在美国注册正式取得大学地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等，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现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由中国人办的本土大学。至1922年，当中国只有三所公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时，教会大学便已达16所。[1]于严格时间意义上确定中国本土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先行的教会大学所提供的参照无疑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就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它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2]61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也给当时的教会大学给予了充分肯定：“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当属于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2]19依当时中国教会大学的实际办学水平，宋子文的评价同样适应于燕京、东吴、圣约翰、辅仁大学等教会名校。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学最像大学的两个阶段，均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以北京大学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为标志，期间中国的大学尽管起点很晚，但却办出了一批与世界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大学。这当中，显然与教会大学宗教背景所隐含的“原罪”等因素有关，对于中国大学早期办学取得的成就，学术界却往往忽略了教会大学所起的示范助推作用。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以来，国内知识界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科学等思想意识，正是中国儒家文化所欠缺的，而这些因素的根源与基督教教义却有密切关系。从另一角度言，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之后，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除圣约翰大学外，教会大学纷纷向中国政府立案，并先后推举华人学者担任校长，如燕京大学吴雷川、岭南大学钟荣光、金陵大学陈裕光、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沪江大学刘湛恩、华中大学韦卓民、东吴大学杨永清、福建协和大学林景润、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辅仁大学陈恒等。正是由于教会大学向世俗化、中国化方向的积极转变，至抗战前夕，“许多教会大学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外国的大学。教会大学的学生被承认为合法的中华民族的代言人”。[3]当时的中国政府已将它们列为中国的私立大学而给予资助，1934－1935年，政府资助私立大学的一半经费拨付到了教会大学。 我们常说，大学校长是大学的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大学才会有所趋附。当时，这批具有基督教信仰的教会大学华人校长，和其他中国大学校长一起，借助各自的社会舞台，同样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推动中国大学教育的进步，共同参与了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思考。其以沟通、融合中西文化为前提，所践行的建立在文化反省基础上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进而提升中国大学教育整体品质所折射出的教育思想，同样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贵遗产。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视角是：这批华人大学校长作为当时的一种亚文化群体，尽管用社会学意义上构成亚文化群体的诸多要素，如相近的家庭背景、政治观点、社会阅历等去归纳他们的共同特征，似难以准确地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除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是共享特征外，这个群体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大多具有良好的西学背景，并通晓中西方文化与哲学思想。且由于作为基督徒，他们实际已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核心，故其办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视角，体现了这个群体的固有特点，即主张办大学教育要以沟通中西文化与融合为前提，并借助这种融合，将学校定位在能有效培养学生形成独立自尊之完美健康人格的场所，从而为中国建设新的心理，最终实现“给中国的道德，赋予一个新的灵魂”的办学目标。[4] 一、以理性文化反省为视角，把大学发展定位视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主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表现，是一味推崇本国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采取简单的否定甚至敌视态度。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实践表明，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只会阻碍国家的进步；相反，不同文化透过彼此欣赏、相互影响后而综合形成的新文化特质，则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譬如日本，便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因此，教会大学华人校长们有一个基本共识：要以开放心态坚持沟通融合中西文化为办学第一宗旨的观点，他们在既要中国化，也要国际化的理念指导下，借助大学制度设计与人才培养的过程，在中西文化沟通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说[5]： 文化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危害到国家的生命，反而经常使其更丰盛，其实这也是各种有机生命的基本原理。有机体须从其环境中吸收并同化一些要素。而只有在吸收及同化的过程不断的情形下，才可能有生命。 因此，不同文化的 综合一词是很重要的。它意指我们须对我们要综合的文化有完整的分析，比较其优缺点。然后造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保存两种文化的优点。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须以母体系统为新结构的间架。这是精神创新的工作……又是多么伟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