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3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和胡治洪教授、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单纯教授、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姜明琪研究员等出席，会议由郭齐勇教授主持。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启蒙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启蒙反思”的意义与目的以及“启蒙反思”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与会学者发言摘要。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天的会议是受杜维明先生委托，由胡治洪具体操办的。“启蒙反思”是杜先生的一个重要论域，他希望我们通过几次会议，集中讨论“启蒙反思”的问题。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前辈思想家，在接受西方启蒙价值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诸如如何理解启蒙价值？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西方价值传入以后如何引发中国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他们的看法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借鉴？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现在请治洪先做一个引言。 胡治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7－18世纪兴起于西欧北美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启蒙思想家接续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内部所萌蘖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实验科学等异端思潮，进一步高扬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进步等价值理念，对神学教条和王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乃至猛烈抨击，在观念领域发生了极大的祛蔽作用和解放效应。启蒙运动不仅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巨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更为根本的是，它在西方世界中相当广泛地启发了人的个我意识、理性信心、进取精神和权利观念，推动了世俗化和平民化进程，从而通过人的觉醒而导致西方世界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率先告别古代社会，进入以个体化、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都市化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在发生意义上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启蒙理念，其普世化推广采取了一条十分吊诡的进路。一方面，基于启蒙理念而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各国，不仅在各自国内为着财富和权力而反复进行阶级之间的斗争，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为着领土和资源而反复进行实力的较量，而且凭借其整体上的器物和制度优势，将殖民扩张、市场占有、财富掠取以及列强争夺波及西方之外几乎所有古老文明地区，由此使这些古老文明充分感受到现代西方恶的一面，引发了他们对于现代西方的抵御和反抗。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在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的剧烈碰撞及其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胜利征服中，又无往而不表现出现代性的优越，由此使这些古老文明日益认识到现代西方富强的一面，引发了这些古老文明对于现代西方的学习和追赶。随着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从应激式地仿效现代西方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追求现代化，现代化遂成为从西方到西方之外整个世界的奋斗目标，而作为原生现代化之精神动源的启蒙理念，也就俨然上升为普世性的绝对价值。时至今日，现代化仍然是整个世界（特别是处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范围内的后发现代化地区）的主要潮流，启蒙理念也仍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话语系统和最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但是，从18世纪开始产生的现代社会，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确实为人类开辟了诸多新的利益领域，但也日益暴露出固有或衍生的弊害，甚至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对宗教和传统的祛魅破坏了人类自我约束的根据及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工具理性凸显导致人性的萎缩和社会的市场化，原子式个人主义的高扬引发社群的疏离乃至破毁，极端自由主义盛行致使社会公正无从落实，普遍的怀疑心理和制约动机通过剔除社会政治中的道德因素和信赖感而造成民主的劣质化，作为个人中心主义之放大的族群中心主义激发了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是，僭妄的工具理性主义，攫取和占有性的个人自由主义，反宗教、反传统、反自然的个人—人类中心主义，在短短三百余年间，便使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地球生态系统遭到巨大破坏！所有这些，引起了当今西方有识之士的深切忧思和强烈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全球伦理等思潮渐次兴起，在批判现代社会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对工具理性、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权力意志、祛魅观念以及表现为宏大叙事的启蒙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质疑和否定，形成一股愈益具有影响力的启蒙反思潮流。 启蒙反思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诚然盛行于20世纪下半叶现代性弊害业已明显暴露的西方，然而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却早在现代化高歌猛进、启蒙价值深入人心的20世纪前期，便已屡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家（特指那些对于中西文化均具深入体察和深刻洞见，既接受现代西方价值、又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论说之中，其荦荦大者如：郑观应对强权即公理的国际规则乃至空前残酷的一次大战予以强烈谴责，严复对卢梭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康有为鉴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教训而排抵激进民主，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章太炎以“俱分进化论”批驳肤浅的直线进步观，蔡元培以专事于现世福利的科学为不足以实现人生价值，辜鸿铭辛辣嘲讽现代西方的最大优势不过是“杀人效率高”，杜亚泉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救治被西方现代文明所迷乱的人心，章士钊反对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而力倡“以农立国”，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理路而断定以意欲向前作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张君劢不仅坚决否认科学万能而且将一战的原因归于科学所引发的人类对于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熊十力斥责西人始终盘旋于知识论窠臼以至迷失万化大原、人生本性和道德根底，张东荪断言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贺麟以直觉弥补理性之缺失，金岳霖着眼于现代文明的浑浊而痛感这种文明及其造作者可能将被历史所淘汰；还有王国维、欧阳竟无、太虚等，也都对启蒙理念和现代性作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评。凡此种种论说，或许不如当今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那样切近与系统，但却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在中西古今的宏大视域中对一种强势异质文明的弊害之认识的敏锐性、深刻性和预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