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问题研究的问题之思 林剑（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4.55~62 对于文化，从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来看，一切文化都不具有先天与先验的性质，文化是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在本质上它是实践的。文化的这种实践本质也就意味着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它是非独立的。所有的文化也都具有内在的性质，只不过这种内在性不在于它的附着性，而在于它们都产生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即使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存在的所谓狭义文化也是人们现实的反映，不能游离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外。循着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生成的深层基础，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德思维理路前行，在逻辑上必然性地会引伸出另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这即是说一种文化何以会产生，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应当从社会现实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去寻求合理性解释的根据，一种文化产生后，它的衰落、创新与更替，不能从文化本身中去获得解释，而只能从人们的实践活动的改变中去获得最终意义的解释。人的实践活动虽然不是影响文化的唯一因素，但它是文化生成与演进的根本性的动因或动力。文化不是自然地衍生物，也不是天启与神谕的产物，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物。肯定人的文化对人的实践活动的依赖，也就肯定了文化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决定性，也即是在文化生成与演化问题上坚持决定论原则的深刻根据。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金岱（华南师范大学）/《学术研究》2011.7.142~147 现代性概念有三个层次的涵义：其一，现代性首先关切的是现代文明的理念， 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即性质或本质。这一内容属符号文化（作为符号生产的文化）层面。其二， 现代性要探索的是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应然， 属价值文化或理想文化（作为价值、理想或人化的文化）层面。其三，现代性是现代文明之理念与理想的直接现实———生活方式，属生活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层面。而现代性作为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 其现代文明的理念、理想和生活方式的现实，则是现代文明的经济与政治。所以，现代性建构，首先不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建构，不是所谓总体性指向现代的文明转型或社会转型，而是朝向现代文明的文化转型，亦即现代文明之文化的建构。而中国现代性建构，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文明之文化的建构。在西方，现代性概念主要是由于后现代性的提出，而用于区别于后现代性，并作为后现代性的批判对象而被突出呈现出来的。然而在中国，现代性却是一个远未解决，而又亟待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在中国以及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都面对着一种奇特而又困难的语境：两个历史时间既叠加又冲突。第一个历史时间是，我们（中国以及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目前都实际上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阶段。第二个历史时间是，正在我们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时，先发现代化国家、地区，已对现代性和现代文明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在试图尽快超越现代性和现代文明。 中国现代性建构之生活方式指标的序列：其一，普世性生活方式指标： 自由个体、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其二，非普世性生活方式指标：亲友社群、超越文化。其三，全球所有国家、地区都还在探索，还在形成中的，必然是普世性问题，却很可能取非普世性的解决途径的生活方式指标： 全球化和生态化。 红山文化研究 索秀芬、李少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报》2011.3.301~326 红山文化发展经历了大约1700 年，可划分四个发展阶段。伴随周围考古学文化的更迭，红山文化不同发展阶段来源各不相同。红山文化最初是在赵宝沟文化基础上吸收后冈一期文化的泥质陶因素而形成，同时也承继了兴隆洼文化的某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富河文化、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庙子沟文化，以及大司空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因素。红山文化盛极一时，对其周围考古学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在仰韶阶段向西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章毛勿素遗址的庙底沟文化王墓山坡下类型遗存中发现了筒形罐和之字纹。在半坡四期时庙子沟文化大量吸收红山文化筒形罐，把之字纹替换成绳纹，使其成为庙子沟文化重要因素。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西南部，红山文化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壶流河流域的尉县三关与庙底沟文化相遇，红山文化之字纹、鳞纹彩陶与庙底沟文化陶器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