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1)02-0110-08 在博士论文《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出版之后，我收到了热心读者的反馈，从中受到新的启发，让我不禁思索这样一个较抽象的问题：文明的进步是否注定要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我想继续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事件作为讨论的平台，可能比较容易让这些抽象的概念有个切实的着眼点，讨论起来更为真切方便。 一、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者视角 2003年8月10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猎民①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生态移民——在政府的主导下，猎民放下猎枪走出森林，到市郊定居，形成了62户232人的微型社区，步入了现代化的城镇生活。之所以说它引人注目，是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前，媒体已经做好了大肆报道的准备，将此作为一种政绩工程加以宣传，但是之后的报道，揭示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搬迁之后的第八天，饲养驯鹿的猎民(约30人)重返森林，继续之前在森林里猎民营地的“原始”生活。这种戏剧性的现实，吸引了一些人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我，借助课题的支持，我来到了被媒体传播得充满神秘又存在争议的敖鲁古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人类学田野工作。 田野经历对我来说既是专业锻炼也是人生历练，现在反思自己融入田野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当时不觉醒的意识。在进入田野的最初，我看一切的眼光都是经过“文明”这个棱镜透视过去的，带着深深的自己所受教育的烙印，当观察居于主流文化边缘的少数族群文化时，难免会认为那是“原始”“落后”的，这是因为在亲身经历“文化对撞”之前从没有质疑过这样一个潜在的前提——社会发展阶段是从低级向高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式的发展；曾经对一种观念深信不疑——坐落在同一时空中的人也可以按“现代”与“原始”的标准进行划分；从未曾反省过——话语的权力对事实的建构甚至虚构。于是，最初从一个“文明人”的视角去观察对象世界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微妙的排斥，我想这可能和那些到过当地的媒体记者遇到的排斥一样，从当地人反感记者的态度中我懵懂感知到当地人所说的“不喜欢被打扰”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在一群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闯进别人生活世界的人算是“文明人”吗？这是不是可以类比成：别人家关着门，自己仅凭好奇心就莽撞地闯进去变成一个不速之客，不仅不道歉，还要求人家告诉你全部家底，这是所谓的“文明人”的做法吗？如果这样做了，还能被称为“文明人”吗？如果别人不欢迎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难道你会认为拒绝你的人是不文明的吗？ 稍加思考，不难意识到，我们惯于把经济地位高的、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视做文明的代表已经为时不短了。如果我们给予被我们通常称为“落后”的群体平等的话语权，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文明”？田野工作就是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二、生态移民事件的核心矛盾 首先简要交代一下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事件的背景。这一事件发生在我国政府的发展观念转型时期，即从“以GDP论英雄”转向“可持续发展”。“生态移民”政策就是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的。依据我的田野调查，生态移民事件的策划与发动者都是地方政府，对于当地鄂温克猎民来说，“生态移民”是个“被提出”的概念，搬迁与否在政府提出动议之后在使鹿鄂温克族群内部依然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甚至愿意搬迁的人，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政府的同情——“政府都花了钱给猎民在郊区盖了新房，总不能让这钱白花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轻信了允诺，把幻想当做了现实，以为搬迁之后生活会变成当地政府所描画的状态。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是坚决不同意生态移民的，不论政府如何做动员工作，他们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的森林营地，坚守着自己理想的生活，尽管这种理想的生活在现实中变得日益艰难。我根据猎民们对生态移民搬迁的态度——虽都有抱怨但指向不同，把猎民划分成“现代猎民”和“传统猎民”，他们之间根本的差异在于对“理想”信仰的差异。“现代猎民”是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基本属于被“文明”洗脑的人，“传统猎民”是没有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老一辈的人，基本被“文明人”视为“原始落后”的一群。但是，就我在田野中的体验来说，我在“传统猎民”身上看到了一种坚定坚守的力量，感受到他们面对生活时的种种智慧与美德，而在“现代猎民”身上更多看到的却是迷惘、自弃。应当承认，这种划分是为了某种表述的方便而消弭了事实中的复杂层面。确实有“现代猎民”在经历搬迁后的失望之后又回归“传统”的，当他仍认识到搬迁后的状况不能达到他们理想中的状态时，他们回归传统也是非常坚决的。 “现代猎民”对搬迁之后状况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对经济方面有意见：驯鹿作为由传统生活方式形成的财产于情于理都是不可能丢弃的，但是搬迁下来的驯鹿无法适应山下鹿圈舍饲的条件(驯鹿不饮用自来水，山下缺少驯鹿喜食的“苔藓”)，猎民在缺少就业机会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了谋求微薄的驯鹿茸收入而重返山林；山下的居住环境和条件在他们看来，并不比搬迁之前的原居住地更好，反而开销增多，加重了日常生活的负担。对于自始至终固守着森林营地、坚决拒斥生态移民的“传统猎民”(以“女酋长”为代表)来说，生态移民的实际意义是没收了猎民的猎枪，把原来的居住地从敖鲁古雅搬到根河市区附近，这一方面断了传统的维持生计的狩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使定居地往森林营地输送给养的成本增大，致使在森林中的生活日益艰难，也陡增孤苦无依之感。由于当地政府财政困难而对猎民营地在客观上的支持有限，加之森林禁猎、禁伐政策的实施，这些猎民在森林营地的生活每况愈下。传统生活方式的濒临灭绝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由此，使鹿鄂温克猎民的发展和猎民传统文化保护问题——“保人还是保文化”——一时成为关注此事的学者之间有争议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