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美]大卫·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 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2008 2010年，借助于国家“十二五”规划，我国一批城市的总体规划出炉。尽管改革开放的整体经验告诉我们，实践总是跑在规划的前面，但从这些规划本身来体现中国城市建设(以及由它表征的整个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规划实际记录了过去近20年(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的那次总体规划相比)的成果，也充分表达了各地的胃口和决心。规划虽然是抽象的，但它在质与量两个方面仍然刺激着我国城市居民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几乎麻木的“大工地”经验。在量的方面，尽管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略高于36％，但多数省会城市目前公布的数据都远远超过50％，其中不少在城市化率的目标上设定为90％(即假想的发达国家水平)。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外，也有不少省会城市提出总控制人口超出千万的目标。以此计算，未来中国特大都市在量上将改变全球城市格局。这些抽象的数据能够在各大城市都变成了“大工地”这一事实中得到体验。如此引人注目的量的增长，也使得质上的发展成为焦点问题。各大城市，在地方性(包括民族文化)、区域性和世界性三个层次上做足了“名城”、“中心”、“基地”、“枢纽”等方面的文章。在其中，“历史文化名城”几乎成为无一例外(除了北京明确地提出“世界城市”这个尤为令人注目的战略)的叙述方式，这意味着“历史文化名城”这个符号实际上成为我国城市书写标准的意识形态母体。不过，恰恰在这个点上，当代中国城市轰轰烈烈的逐名运动与快速积累的“城市病”这种对立极为尖锐地提出了城市书写问题，使得“历史文化名城”这个文物保护机制成为一个特殊的难题。 在面对“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首要考虑是作为历史和文化书写的城市，这样的空间正是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场所。因此，在对抗城市规划和实际的时候，我们往往抓住名实分裂而把重点赌在“历史文化”的定义上面，以已经结晶为物质形态的文物保护来捍卫历史和文化的尊严。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一思路是十分无奈的。别的不说，仅仅考虑一下作为一种文物保护机制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各级城市发展中的落实情况及其实际功能，我们就能够真切地理解这个问题。“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机制之一，得益于1982年几个专家的上书。在今天，这个标志不仅写进了实际获得国务院批准的114座城市的名片，并成为其规划的标准，而且成为我国所有城镇规划和建设的意识形态框架，因此亦成为其他城市追逐的目标。这是“国”字号的，如果进一步考虑“国际”层次和地方级的各种名声，从联合国的“世遗”保护名录和各种组织有关“最佳人居”等名号的申请热情，到由媒体推动的名人故里之争，西门庆、小乔这些虚构人物都成主角，我们将会感受到中国地方逐名的冲动是如何地强烈。 必须注意到，“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机制的形成，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知识成果，它在中国城市进行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便直接面对它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冲突，试图以后者为之提供规范从而摆脱盲目发展。在表面上，我们今天似乎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究其实质，意味却几乎不一样了。这并非因为历史文化的保护作为一个问题更严重了，而是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恰恰成为许多城市破坏性更新和扩张的合法性理由。这是为什么它必然会出现在几乎每个城市总体规划文本中的必然原因！面对那些规划文本，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都适合美好的图景，充满了创意。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问题并不出在规划上，即便是规划问题，也不在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而是支持这些规划的潜台词：以合理规划为名义的大规模政治和商业的重组。这个潜台词不是别的，正是近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实。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阔步走向市场社会之后，城市作为现代经济的增长极或增长机器的地位便牢牢地在意识形态上锚定了，在这种框架中，“历史文化名城”，与遍地开花的特色商品、产业以及普遍的地产和商业繁荣，功能一样，只是名义有差异。文化、历史搭台，或者科技搭台，还是资源和商业搭台，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唱戏的都是资本(商业或作为商业的政治)。城市决定性成为当代资本运动的“增长机器”，历史和文化逐利的资源或者进行营销的象征资本，也就是一种名声而已。在这一背景中，就如雷同的各地老街或民俗文化村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或重建的“历史”和“文化”项目是否具有“本真性”，这倒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我国，正如各地都把城市建设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这个标准做法所说明的那样，历史文化只是建设资本友好型的资源。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因为，从世界社会史看，这曾是欧美多数城市曾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的问题，只是奇迹般的现代化速度和当代强大的能力使得中国的问题格外突出。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2008 简言之，在今天，我们纠结于“历史文化名城”这个问题的时候，尽管与1982年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意图并没有两样，都是试图捍卫我们的历史记忆从而保护自己生存的根基，但在实践中，问题的性质几乎颠倒了。正在进行中的超大规模的城市重组运动，因其对历史的曲解和对文化的抑制而使“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一个丧失了内涵的空洞术语，而其对这一名声的挪用则颠倒了由其代表的城市建设原则和理念。甚至，因为中央政府权威论证实际上加强了其作为象征资本的有效性，当各个地方将其作为匪夷所思的宏大规划(“超常规”是典型的口号)之合法性依据时，“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名声已经颠倒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最显著障碍之一。由此，此时的各地居民、学者与城市营销的CEO们在讨论“历史文化名城”问题时，确切地说已是鸡同鸭讲。城市定位或建设是否应该挪用“历史文化名城”之名义或遵循其逻辑，“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继续纠缠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无意义的书呆子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