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都会把所谓的原创文化理解为文化的原生形态，它们是各种族和各民族在其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最早创立起来的，是各种族和各民族的文化源头，例如希腊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希伯来文化之于基督教文明，中国先秦甚至更早的文化之于汉以后的文化。学者们对于原创文化的此种理解，主要类同于雅斯贝尔斯第一轴文明的范畴。确实，在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普遍也值得研究的现象，即各民族和种族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思想领域的绽放并迅速进入鼎盛期。然而，雅斯贝尔斯只是在观察文明的起源时形成这个结论，而不是从文化创造的视野表述思想的价值。确实，单纯就所谓的文明传统的发生而言，古代以及它所流传下来的概念形态具有充分的创造性，古代文明或许已经提出了现代文明正在作为核心价值而使用的各种观念，这也就造成了一些哲学史家下列的自信的说法：古典以后的思想不外乎是古典文明已经阐发的诸观念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已。 然而把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的说法运用于原创文化观念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局限，因为它把文化的原创性限于第一轴心期，而这样的解读方式常常是以概念史的发生为时间的偏见。然而文化不只是概念，文化的创造性本质在于概念的用法。当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是一种生活形式的时候，他已经在暗示同样的概念因其用法的不同而不同。语言是远比概念更广阔也更原始的存在活动，概念只有在语言的智慧形态中才有其语法。所谓的原创文化及其理解当在语言的使用中，而不是在概念的抽象中。概念只是后发语言的抽象力量。如此而论，不能够以概念和时间发生的先后定位文化的原创性，因为察看语言用法的特性及其转换才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尺度。即使古代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现代所有的概念系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只要近现代思想家的语言用法存在区别，那么它仍然展示了它的用法意味着一种新的意识。文化的原创性应该基于语言的用法进行观察，观察思想家们所使用和阐释的是是否展开了真正的可能性，展开的是否确实是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是否引发了后世诠释者更多的灵感以及塑造能力。由此而论，语言及其用法的转换，以及它所展开的可能性的广泛程度，才是文化的原创性叙事的智慧所在。 因此，文化的原创性就其本质而言在于提供了语言使用的其他的种种可能性，提供了或许已经蕴含在传统之中的其他向度。例如柏拉图为柏拉图主义及其论敌提供了智慧叙事的其他形态，以致于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卡帕多西亚教父以及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都依赖于柏拉图哲学的某种形式，现代社会政治观念的思想家们也在以柏拉图为批评对象时展开与柏拉图相关的论述。确实，柏拉图无论就时间和观念而言，都符合时间在先和观念有影响力的轴心文明的特征，然而也必须指出它超出了轴心文明的偏见，因为它激发起了比柏拉图所预想的思想路径更广泛的视野。其他思想家身上也有类似的迹象，他们作为思想的奠基者未必在时间上是最在先的，然而他们也成为思想展开的动力。福柯告诫我们需要注意思想层累的断裂成分，应该把他的洞见运用于文化的原创性解读，并且应该以此构成原创文化的重要层面，因为那些断裂的成分意味着思想正在以新的方式展开。只有在我们不再以单纯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观察思想的形成，智慧叙事的某种差异性才可能真正得到注意并受到重视，因为智慧的叙事必是以差异性来表达其对于时代的责任和慰藉，最后才会作为同一性的范畴纳入一个传统或者某几个相关的传统。把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用于原创文化，可以拓展文化原创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原创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注意观念如何从时代的特殊性中生长出来，并对后续时代产生持久影响。这就是说，历史性而不是历事性，才是语言家族及其用法的根本。 如果仅用历事的、以时间在先为标准谈论文化的原创性，反倒容易遮盖原创性的本质。以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主义为例，如果把它只归为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复兴，那就遮盖了斯多亚主义自然哲学的生机论、德性治疗学说以及灵性观念的独特性，不能够清晰地显示斯多亚主义自成一格的形态，忽视了现代西方思想从对斯多亚主义的诉求中阐释他们对情感的态度的原因，因为正是这后一方面，斯多亚主义引起了现代诸多学者和思想家的关注。斯多亚主义对情感的阐释不仅是古典的共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现代启示。就整个西方思想传统而言，则对奥古斯丁和中世纪都造成过重大影响，为希腊基督教所阐释的内在自我的专注观念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就近代思想而言，无论斯宾诺莎还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都深受斯多亚主义影响，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原则更是非常典型的斯多亚主义，并由此形成现代性的基本根源。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希腊化基督教和拉丁化基督教的理解之上，我们经常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标签遮盖古典基督教思想家的重大贡献，把它们作为依附于希腊罗马的东西而缺乏鉴赏他们的眼光，从而就看不到其所实际展开的可能性，从而影响我们自身对于思想以及生存基础的判断。 因此，文化的原创性在于它预示了一种新的智慧传统以及其将展开的空间。当公元1世纪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预示着一种新的语言的到来之时，并且这种新语言的运用将改变希腊罗马本身已经固定的运思方式和指向时，我们就得承认说它是一种原创文化。然而研究者们经常模糊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创造性，常在希腊(拉丁)抑或希腊的视野下含混不清，不能够充分评估早期基督教思想家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贡献。学者们常在基督教哲学、新柏拉图主义者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以及希腊传统的卡帕多西亚教父哲学之间进行不准确的论述，却无论他们其实已经展开的一种新的智慧叙事，无视他们已经使得原先的希腊思想元素成为基督教叙事传统的一部分，而其中又包含着基督教对于柏拉图主义的颠覆和重新构成，呈现出不同于希腊罗马文明的特质。同样，也只有智慧叙事的差异性中，基督教才可以被理解为不同于希腊哲学传统的新叙事，它甚至已经有所不同于单纯旧约观念下的叙事，甚至可以称之为独立的叙事。例如，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展开了中世纪奥古斯丁主义、笛卡尔、路德和加尔文等等重要的新思想形态，而西方历史的思想行程和社会现实行程在某种程度上都以此为发展的轴线。 还可以以语言叙事可能展开的宽度以及深度衡量古典时代的原创性。例如我们经常说泰勒斯开启了西方哲学的源头，原因在于他的观念和运思成为希腊和西方思想的基本关联域，即用概念论证的方式显示面向自然、上帝和社会历史，而这对于西方哲学和思想至为重要。当泰勒斯按照数学的方式展开这种论证时，推动西方思想去深究自明的前提，无论它是超越于自然或者在自然之中的自明性，都会被视为公理原则。泰勒斯的思想方式提供了希腊哲学、希腊化哲学、中世纪哲学以及欧洲大陆唯理主义的运思依据，对公理的自明性的坚执则构成西方思想本质主义的形态初步基础。泰勒斯所展开的可能性支撑起西方思想的存在方式，渗入到人思考空间的方式和生存的取向。在这个意义，泰勒斯的思想完全可以被视为具有影响整个西方思想的性质。这种情况有所不同于阿那克西曼德，虽然阿那克西曼德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在具体的知识领域具有原创性，然而它只是一个具体结论的展开，只是在泰勒斯的基础上把原先蕴含在其中的表达世界的方式发展出来，正如数学可以是表达世界的方式，阿那克西曼德的世界地图也可以是人类生活处境的表达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