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1)02-0229-12 在学术领域,文化研究在政治上历来被看做是可疑的,其半壁江山涉足政治过深,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那么,如今的情形是否还如此?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顾文化研究的起源,其次还要考察其发展的脉络。这种从源至流的学术追索,此前已经做出。[1]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学科,也许如人所言可以看做一种后学科或通学科(Johnson et al.)。因此,文化研究始终要迎来送往,保持内在的开放性,而无法像橱窗里的蝴蝶标本一样,被钉死在那里。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文化研究的源头在英国,其著述见于Richard Hoggart,E.P.Thompson与Raymond Williams。[2][3]当然,源头也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直至乔治·奥威尔论大众文化的随笔以及20世纪中期“大众观察”关于日常文化的人类学研究(Stanton)。威廉姆斯[4]本人则将文化研究的兴起归因于成人教育运动、大学推广班与工人教育协会(Steele)。Graeme Turner精确地总结了这一历史,确定了其主要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脉络。 上述文化研究的英国起源说并非没有异议。James Carey主张,美国的文化研究先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前者又吸收了后者,并且将之超越。在《欧洲文化研究学刊》第一期,Handel K.Wright则语中带讽地声明,文化研究起源于非洲。也就在这一期杂志上,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甚至还引起了煞有介事的辩难(McNeil)。我们还注意到,最近出版的一本论文选《国际化文化研究》(Abbas与Nguyet Emi)差不多要把英国学者的著作从当今的文化研究领域清除出去。 且不论文化研究的种种源头,该领域很明显有多种不同的发展路向。本文在详论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之前,勾勒文化研究最主要的发展轨迹,以显示其主题的多样化。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初创期,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该学派旨在批判主流的社会文化体制,倡导文化政治的实践。就像任何其他思潮,该学派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其关注目标有所更替,经过现实的调整,其参与者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教育而成熟,整个学派也因此变得圆熟起来。破除陈规的批判力量逐渐减弱,英国文化研究最终接受了变化之后的历史局面,原先那些批判性主张在新的历史事件(如苏共解体)面前显得毫不相干。最为显著的是,质疑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理论根基遭到削弱,与之相照应的则是,人们对文化研究的普遍接受,而它由此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课程,取得合法性研究的地位,而不再是口无遮拦的愣头小子。 问题是文化研究的激进传统是否已经与近来的酷资本主义文化沆瀣一气,不再是对文化政治作理论思考的主要阵地? 文化研究的多个轨迹 文化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经常要面对责难。已故的Pierre Bourdieu在与Lo
c Wacquant合写的著作中就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是有争议的,它只是一种国际出版界的谋划。如其所言,“文化研究这个混杂的领域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其国际播撒(此乃其存在之全部)可归因于一项成功的出版策略。”[5]47 这样的判断无异于先声夺人的诘难,但并没有领会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再者,文化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领域,其中某些不同的视角与脉络看起来并不具有家族相似性。 一般来说,本文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各个发展轨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有其强项和弱点。取他家之长,补自身之短,则相得益彰;若不见其长而只见其短,则各个发展轨迹之间就不会有对话的途径。这么说并不是要主张松散的折中主义,而是要增进各个视角之间的互动,如此方可其扩大政治效用。下面列出的主要发展轨迹没有包括后殖民研究的层面,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后殖民研究应该归属于另外一个学术领域,尽管它和文化研究具有类似的跨学科理论空间。 由文化研究的多个发展轨迹之中,兹列出如下五种“主义”: *理论主义(theoreticism) *方法主义(methodism) *实用主义(pragmatism) *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消费主义(consumerism) 这五种主义尽管并没有穷尽文化研究学派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整个领域,但是每一种主义表示一个明确可分的轨迹,代表一种在漫漶无形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独立逻辑,以下分别论述之。 理论主义 文化研究不太长的历史见证了一连串理论和理论家快速的兴衰更替。这些理论(或“范式”)包括: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多种分支。其理论家则包括雷蒙·威廉姆斯(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学术宴会中一个盘亘不去的幽灵)、斯图亚特·霍尔、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