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众说纷纭的北京多姿多彩，复杂多情并难于言表。千百年来，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展示地，这座集光环、苦难、宠辱于一身的城市始终是我者与他者关注的焦点，永远是人们记述、书写、言说的核心。正如《北平风俗类征》征引的诸书那样，千百年来关于北京民俗记述的书不少，并且在出版速度骤升的当下不断递增。《马可波罗游记》、《燕行录》等外国人对北京市井风情的记述也增添着这座城市的魅力。但是，将北京这座城市作为一种对象的民俗学思考与书写却付之阙如。同样作为一门关注人，而且关注的是社会行动主体——人民大众——的“人学”，民俗学不仅仅应该只是记述“现状”，为其他学科提供分析阐释的资料。显然，对于北京的认知，作为一种思考范式的民俗学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文尝试通过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说”与“写”的回审，传递出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北京这座正现代化、国际化的古城的思考。① 一、为何选择杂吧地天桥 何为北京？何为北京人？吕方邑曾言，北京是个灰色的“凸”字，北京人就是被这“凸”字圈住，出不去，也不想出去的人。② 李健吾也曾用这个“灰色的凸”字来描述他眼中的北平城，还将北平城比作装甲车，是重重叠叠的大圈圈套小圈圈。③ 因为有皇帝的关系，“凸”字的上半截，环绕上半截的城门和城墙，尤其是紫禁城这个小圈圈中的小圈圈也就一直被人们关注、想象、书写和阅读。带着他者的新奇和敏感，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曾经将城门比作古老京城的“口腔”，并且是他探知北京这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的生命和活动的节奏”的入口与通道。④ 杰弗里·迈耶更鲜明地指出，不是别的，城墙才是帝都北京以及传统中国的“真正本质（real essence）”。⑤ 曾在内宫伺候过两年慈禧的德菱出宫后，以见证者和代言人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西方人宣讲内宫秘密。⑥ 同样在民国初年，有“法国马可波罗”之称的谢阁兰也发挥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与他小说的主人公勒内·莱斯一道，游刃有余地出人前门内外，在紫禁城中做起了密探、情人。⑦ 这种基于敬意、理解以及猎奇而有的窥私、探秘，并不无妒忌和泄愤的潜在地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不仅仅是洋人的，也是国人自身的。近些年，收视率极高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大帝》等清宫戏的盛行，除有不得已的“借古讽今”所满足人们评价现实的胃口之外，吸引观者的还是一直都神秘莫测的那个“小圈圈”本身。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作为新中国象征的天安门取缔了小小圈圈，成为学界新宠，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给予了关注，试图将之视为“一种概念性的入口，藉以踏进中国的漫长革命”。⑧ 对于影响颇大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一书，陈平原感觉上“不是很过瘾”，因为该书没有将阅尽人间沧桑，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和历史的象征的天安门“作为主角来认真经营”，而完美的天安门的研究应该是融“都市建筑、历史陈述、政治符码、文学想像”等一体的综合论述。⑨ 确实，既是新中国象征也是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市近代化象征的“天安门”一直是人们解读的主要意象，但也正因为天安门本身具有的太多政治和历史的象征意义，专注于它的解读也仍然会不自觉地停留在精英和“大历史”的层面。反其道而行之，我抛弃了天安门，要描述和研究的是长期被精英阶层和要面子的北京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老北京杂吧地——天桥，北京城这个“凸字的下半截”正中间的一部分。天桥位于京城南北中轴线，在天安门的南边，前门外永定门内。清末以来至20世纪中叶，这里是一个三教九流云集、被表述为脏、邪、乱的地方。 关于这个大写“凸”字的下半截，谢阁兰这样写道：“这矩形，也就是唯一的底座，尚未完成时，已经被弄得走了形；它的右城墙，它的东城墙被弄得歪歪扭扭，断断续续。”⑩ 于是，进不了紫禁城并只能在前门附近游荡的“拾荒者”谢阁兰，既没有加入到“这种麇集在粪堆之上的蠕虫的‘一致’而又肮脏的”凸字下半截的生活之中，也没有加入到“那些寄生的绦虫的”凸字上半截的生活之中，而是“平行地，极端冷静而又谨慎地生活着”。(11) 确如谢阁兰的粪堆、蠕虫、肮脏等意象，从外在景观、生活人群和文化归属等而言，近在咫尺的外城杂吧地天桥与内城天安门都大相径庭。但与谢阁兰的极端冷静和谨慎实则对紫禁城的臆想不同，对我而言，与轰轰烈烈、花团锦簇、惊心动魄的天安门一样，近一百多年来的生死两度转换的杂吧地天桥同样是北京的象征和焦点。 如后文展示的那样，道、咸年间因清朝衰落而发生的旗人命运的群体性变换，稍后北京城追求近代化而有的拆、建行为以及对新国民的塑造，使得“天桥”得以形成并日渐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杂吧地天桥作为旧天桥从形、意两个层面进行整治，完成了从生到死的一度转换。改革开放后，先后在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诉求下，作为一种名誉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的杂吧地天桥再次获得新生，实现了从死到生的二度转换。显然，杂吧地天桥不仅仅是北京脉动的神经末梢，它就是小写的北京，是北京的另一个心脏，或者说是另一个北京。 早在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卷三“地部一”中就勾画出了北京杂、乱、丑的面相。(12) 在编辑出版1933－1946年拍摄的老北京精美的照片时，赫达·莫里逊对这些繁华帝京的“阴暗”面表达出了真诚的敬意： 在迷人的北平和能够感受到的快乐生活的背后，却是沉重的困难与触目惊心的贫困……正是那些不要饭的人才真正反映出最极端的贫穷。无论是捡废纸破布，还是在夏天为养鸟的人捉蚱蜢，这些谋生手段常常为人们忽视。冬天，不少人倒卧，冻死街头。最了不起的是那些忍受着巨大苦难却从不抱怨，依然快乐坚毅的人们。(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