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所承载的丰富内涵 自19世纪晚期以来，心理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富有成效，提出了记忆的几种类型：第一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ies），它能使回忆词语及其意义成为可能，同样也能在这个词和那个词之间建立联系；第二是命题记忆（propositional memories），它能使人回忆起特定类型的信息，比如毕达哥拉斯定律或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第三是程式记忆（implicit memories），它能使一个人记住如何去重复所需要的技能，像放电影或演奏乐器。 还有一种记忆叫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这是对某一特殊事件的记忆，而这些事件是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每个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开始和结束，有它自己的界定和特性，甚至有时还有它自己的情绪和气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这些无法估计的不连续的事件组成的，有的对个体很有意义，而有的则相对不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个体是什么或要成为什么，并不仅仅通过这些事件形成，还要通过这些事件的相互解释以及在以后的生活中如何利用这些事件而形成。我们“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物，或者说我们“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物所生产出来的。当然，一旦事件发生，它们就会成为过去并永远逝去，永远不可能如它们当初所发生时的那样被准确重现，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记忆这一中介获取它们。 这些心理学的研究强调对记忆的科学测定，只有那些可被科学测定与分析的记忆才被细致地研究。但是记忆的整个领域从其本质上说不能用这种方式去研究。记忆蕴涵着心理学所无法揭示的丰富内容，而恰恰是那些多种多样的记忆在最大限度上承载着我们的记忆价值。这也体现在一些著名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中。 在奥德赛从特洛伊返回到伊萨卡岛的海上旅程中，他什么都记得。但正如荷马在《奥德赛》中所解释的，与其说奥德赛经受了那么多的过去事件，不如说是“家”的记忆或家给他暗示了一切。奥德赛对家的记忆非常具体，就是他对伊萨卡岛的记忆：美丽的景色，从村舍中袅袅升起的炊烟，留在他身后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但奥德赛对这个地方的记忆还有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他祖传之物，他作为国王之位、他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象征。所有这些对他的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记住伊萨卡岛就是记住他“是”谁。这样，当他在奥杰吉厄岛（Ogygia）被女巫卡吕普索（calypso）迷惑后，这多少违背了他自己的意愿。荷马告诉我们，奥德赛因思念家乡眼泪从来没有干过。即使卡吕普索允诺他如果他和她在一起，她会给他永远的快乐——实际上是永远不死，也不能让他忘掉伊萨卡岛，这是因为他的社会甚至他的作为人的本质根系在了那个地方，只有在地球的那个地方奥德赛才是奥德赛，而如果他不是奥德赛，正如他后来对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所说的，他将“一无所是”（nobody）。 围绕着奥德赛的第二个更为复杂的记忆，是他不管多么困苦都要回去的责任。在他的旅途中，这一记忆反复萦绕在他的心头。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坚定回归，除此之外，他必须时时刻刻记住他回归的决心，否则（如果完全意识到的）他就会有在海中永远迷失的可能。比如，当奥德赛和他的随从登上“食落拓枣的人”（lotus-eaters，吃了这种枣的人即忘故乡，不复思归）的小岛，并且吃了这种枣而沉醉于它的迷惑之中，完全忘记了他们回家的路时，奥德赛拒绝了遗忘的诱惑。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意志力，不使自己屈从于植物状态。通过记住，奥德赛能够对回归保持自信，这也就是他能成为英雄的原因。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同样也是一个记住者，她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试图埋葬她的哥哥波吕尼刻斯（Polynices）的尸体，但这会违背克瑞翁（Creon）发布的命令。安提戈涅自事件起始就记得一件神圣的责任，就是她相信已经发布的神谕和人类法律。激起她这一记忆的是他两个兄弟的死，两人都死于与敌拼杀的前线上。厄特克勒斯（Eteocles）为保卫他的祖国的城市底比斯（Thebes）而死，波吕尼刻斯则在借助来自阿尔戈斯（Argos）的外国军队，在为自己赢得这个城市中死去。克瑞翁为了确立他的权威，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一是厄特克勒斯作为一个英雄，以军队的荣誉埋葬；二是背叛者波吕尼刻斯绝不能埋葬，只能暴尸田野，任由狗和食肉鸟去惩罚他。 在底比斯的每个人都接受了克瑞翁的专断命令，但人们在接受这些命令的同时，却忘记了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法令，即禁止侮辱那些尸体。一些人忘记了这高一层的法令，有的是出于一种尽快恢复正常状态的渴望，有的是出于对国王的尊重，而有些人则是单纯地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克瑞翁威胁要当场处死那些胆敢违抗命令的人。唯独安提戈涅记得其他人所忘记的一切。她相信她所记得的是一种义务，它由上帝颁布，存在于不成文的、但永不变化的传统之中，这就是尸体应当被埋葬。在安提戈涅看来，任何人想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都必须遵守这一不成文的法令。此外，她还记得和尊重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要尊重存在于家庭之中的、神圣的纽带关系。安提戈涅相比她周围的那些人，甚至包括她的姐妹都更意识到作为人类的最根本的义务。但对安提戈涅来说，她的这种记忆不仅是不理智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对国内权威的蔑视。安提戈涅好像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她看来，人类或家庭责任如此重要是无法抛弃的，这最终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说，安提戈涅是她自己记忆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