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1.03.005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3-0047-10 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青年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青年阶层对社会形势和历史走向，往往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青年也是一个不定型的、易变的阶层，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所以，分析何种力量在影响青年，它又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对于准确把握和引导当今中国社会中的青年阶层，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影响青年的各种力量中，文化的力量最值得重视，而这种力量的体现，往往又是通过阅读完成的。在阅读对青年的影响上，在20世纪中国，没有哪种读物能比《新青年》体现得更明显、更典型的了，但是关于《新青年》对青年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最为薄弱的。因此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探讨青年文化在现代中国是如何诞生的，在其过程中又是呈现何种面貌的。 一、青年阶层的出现 中国自古就有“重老轻少”的传统。“少年老成”、“老成持重”往往受到赞许，而“少不更事”、“少年轻狂”则容易遭致诟病，“敬老尊贤”、“长幼有序”更是千百年来教化伦常中的共识。但这种“重老轻少”的“共识”，在晚清国势衰微、政局败坏、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却遭到了颠覆。诚如有论者所言，“晚清的变局，却骤然间促使老少易位，从此，老大者成为衰朽落后的代称，少年，则不仅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甚至还要对老者挞之伐之、取而代之，一跃而为新兴国族的唯一希望所系”。[1]1900年2月10日，对晚清老朽帝国倍感失望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为“少年中国”相关论述张目；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国的“青年文化”由此拉开序幕。 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建立在隐喻基础上不同，陈独秀的“青年”，是建立在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大兴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事实上，在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五年之后，横亘中国千年的科举制度才终告废除。“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菁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切断这条大动脉，则从此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流动资源’。”[2]学而优则仕，踏入仕途意味着进入成人官僚世界，而科举的废除，意味着对“青年”钳制的瓦解，青年们再也不是官僚国家机器链条中的一环。科举废除，新式教育也随之开始启动。教育不仅催生了一个由那些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人如教师、学者、大中学生、新的士绅阶层及其他专业人员如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律师组成的“新知识分子阶层”，而且从制度上确定了“青年期”。以1904年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定的并在全国施行的学制《癸卯学制》为例，这个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除蒙养院、通儒院外)分为3段5级：(1)初等教育段(9年)，分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2级。(2)中等教育段(5年)，为中学堂，不分级；(3)高等教育段(7年)，分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3年)和大学堂(3～4年)2级。学生自7岁入学，28岁大学毕业，共需学习20-21年。“根据这个学制，青年期——相当于从中学到大学的年龄阶段——在中国社会从制度上得以确立。”[3]29从数量上说，“到1915年，中学以上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75万”。[3]30在1912-1917年这五年间，中国大约有550万在校或毕业的学生，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时，已经约有1000万受过某种形式新式教育的人。 当然，青年学生在2400万人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所占的人口比例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构成了五四青年的主体，也是《新青年》等新刊物的主要阅读者。陈独秀将自己主办的第一份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日趋壮大的青年学生阶层的崛起，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阶层所蕴涵的潜在能量。 二、从“少年论述”到“青年论述” 作为《新青年》的缔造者，陈独秀从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把读者对象定位为“青年”，是深有用心的。这一点，联系《甲寅》更能说明问题。《新青年》与《甲寅》的关联，学界已多有论述，这里想说说两者差别。章士钊创办《甲寅》，是“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4]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阅读对象更多是成年知识分子。而《新青年》办刊方针第一条就声称“国势凌夷，道衰学敝，后起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它所设立的“通信”栏，也主要是为青年读者提供园地：“本志特辟通讯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新思，增益神志。”[5]《甲寅》非常重视“时评”，“社论”也多以“政论”为主，而陈独秀则主张与时政保持距离。《新青年》的“天职”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评时政，非其旨也”，[6]在栏目设置上，未设“时评”，在“社论”中则多以哲学、文学等思想评论为主。因此，《新青年》“在立意与宗旨上均超越了《甲寅》杂志。它所强调和体现的青年性、理论性、平民性，以及通过文学来改造社会、启蒙青年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而它能够发起和领导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思想革新运动”。[7]从内容来看，《新青年》也毫无疑问是一份“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创刊初期，其主题并非“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青年”和“青春”。从1915年创刊号上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到1921年不定刊1号上任弼时的《列宁与青年》，《新青年》历年刊登的探讨“青年”与“青年文化”的文章，多达38篇。从1卷1号到2卷2号的7册杂志中，就有10篇“主题文章”专门针对青年立论，倡导青年文化运动。另外在“通信”、“读者论坛”等栏目中还有十篇有关青年论题的文章。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 五四的“青年论述”与晚清的“少年论述”相比，固然有不少比附承续的地方。比如《少年中国说》标举“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8]而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也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9]而李大钊的“青春中华”，则能依稀能见到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影子。但时过境迁，晚清“少年论述”与五四“青年论述”，毕竟有些差异。梁启超的启蒙面是“民”、“国民”，其思想代表是“新民说”而非“少年中国说”。他笔下的“少年”更多是新兴国族的隐喻而非社会阶层实体，其“少年论述”也基本是一种“想象中国”的方式。而陈独秀的“青年论述”则不同，是建立在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大兴所产生的广大学生阶层基础上的。而且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青年导师”角色与梁启超的也不尽相同，“他们一方面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生’，深知社会对学生的期待，且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自西方的近代文化接受了民主思想，主张人权和人的自主性，因此在他们所主张的‘青年’角色中，义务和权利同时得到强调，这成为‘青年’区别于‘少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3]65也就是说，梁启超的“少年”是以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为中心的，而陈独秀的“青年”不仅包含了义务和责任，而且也包含了年轻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新青年”必须具备六个质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可以看到，他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列在了首位，可见对其之重视。问题还不仅如此。梁启超只是看到了“少年”与“老大”的对立，而陈独秀则进一步看到了青年中的新旧对立问题，这既有新旧青年的对立，也有青年自身的新旧对立。正因如此，与梁单纯的“少年崇拜”不同，五四一代在“青年崇拜”的同时也不得不兼顾“青年拯救”，即鲁迅所说的“救救孩子”。于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论述”，概言之基本内容有二：一是“除旧布新”，即革除自身旧的因素，比如“惰性”(高语罕：《青年之敌》)、“做官发财”的思想(陈独秀：《新青年》)等，从旧青年变为新青年；二是冀望青年奋发图强，担负起国家、民族的责任，比如“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李大钊：《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