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學”觀念的復蘇 自上世紀90年代所謂“國學熱”以來，“國學”這個觀念，在消失了四十多年之後，幾乎一夜之間又在中國大陸上復蘇了。與其他的“熱”——如“文化熱”、“後學熱”相較，“國學熱”具有兩項明顯的特色：第一、它的持續性，十幾年來這股“熱”不但未消退，而且還在繼續增高；第二、它的擴張性，即從學術文化界走向社會。“國學熱”的社會化，尤其是最近幾年的突出現象，電視上有各種“論壇”，著名大學附設“國學”訓練班，培養企業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資源”，甚至有些地區出現小學生讀《四書》、《五經》的活動。大衆傳媒包括電視、報紙、雜誌、網絡則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如果說“國學”是今天大陸上一個家喻戶曉的詞彙，大概不算是誇張。 “國學熱”的社會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但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本文的主旨是檢討“國學”和中國人文研究的關係。“國學熱”不但最初是從學術和文化界開始的，而且也在學術和文化界發生了實際的影響。最明顯的，清末以來的所謂“國學大師”重新爲新一代人文研究者所發現，他們的著作在淹没了三四十年之後也重新受到普遍的重視。 近幾年來“國學大師”的傳記和全集、選集的出版一直是大陸出版界一個十分興旺的領域。在中國人文研究(如文、史、哲)的領域中，偃後重生的“國學”也不斷擴張它的影響力，許多著名的大學都開設了“國學研究”的專業中心，有的還成立了“國學研究院”，以“國學”命名或以“國學研究”爲主旨的學報也相繼問世。所以我們今天已不能忽視“國學”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功能和意義。 二、“國學”與“西學”——兩套學術系統的會通 “國學”一詞和“國粹”一樣，最初都是從日本傳過來的。日本早在德川晚期，即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已出現了一批“國學者”(kokugakusha)。他們可以說是對日本儒學的反動，强調日本本土學術的主體性。所以“國學”這個概念的起源還早於“國粹”。這兩個日本名詞在清末都傳到了中國，變成了“中國的國學”或“中國的國粹”。章炳麟、梁啓超、王國維、劉師培等人都曾正式用過“國學”或“國粹”兩字。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國故”，與“國學”大致相近，章炳麟《國故論衡》在民國初年幾乎人手一編，所以“國故”一詞也風行中國。“五四”以後“整理國故”的運動便承之而起。(胡適說：“‘國學’衹是‘國故學’的縮寫。”) 以上幾個概念，最近討論很多，本文不可能一一涉及。這裏的“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一套學術(或知識)系統而言，這個問題應該稍作檢討。中國學術系統及其分科，古今頗有變遷，此處不可能詳論。最簡略地說，古代“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秋以下即未見流行；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後世也没有認真持續下去，不過《世說新語》仍藉“四科”之名爲人事分類的範疇而已。但南朝宋文帝(424-453)建立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科專門學校，則是後世學術分科的一個重要的新開端，影響很大。玄、史、文、儒四科的劃分大概與魏晋之際的荀勗(？—289)將圖書分爲甲(經)、乙(子)、丙(史)、丁(詩賦藝)四部有關。“玄”在這一時代主要指易、老、莊“三玄”，即“子學”；“儒”包括六經；“詩賦”即“文學”；“史”則自始即自成一類，這是盡人皆知的。自唐代以來，圖書分部的甲、乙、丙、丁分別寫爲經、史、子、集，而學術分科也順序爲經學、史學、子學、文學，兩者融合爲一體，於是而有“四部”之學之稱，一直延續到清代。 經、史、子、文雖代表著中國的學術系統，但這一系統在清代卻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便是“考證學”的全面發展，終於成爲中國學術的主流。乾、嘉的考證派生出許多經典文本整理的專技知識，如訓詁學、音韻學、古文字學、校勘學等，有的後來由附庸而蔚爲大國，發展成爲獨立的學科。所以在乾嘉時期，不少人將學術分爲義理(宋明理學)、考證、詞章(文字)三大類，鼎足而立；其中考證最稱顯學，相形之下義理和詞章則黯然失色。但進一步觀察，義理、考證、詞章的三分法並没有能够取經、史、子、文的“四部”之學而代之。有清一代考證的主要對象最先是經，其次則史，再次爲子，最後更擴大到集部(如戴震的《屈原賦注》)。可知考證雖愈來愈精確，但畢竟純是一種研究的方法，所以經、史、子、文都用得上它，當時章學誠已指出這一點了。事實上從乾嘉到晚清，考證是和“四部”之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四庫提要》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在清末卓然成家的學者幾乎都是從《四庫提要》中訓練出來的，而他們早年治學入門也無不假道於《書目答問》，因爲它提供了考證學者整理出來的最佳版本。 通過以上簡略的析論，中國傳統學術系統在清末的最新面貌可以這樣概括：經過考證方法洗禮之後的“四部”之學。前引章炳麟、梁啓超、王國維、劉師培諸人筆下的“國學”一詞便指此而言，因爲他們都是從這一學術系統中成長起來的，儘管他們治學的重點和範圍各有不同。他們願意轉藉日本的“國學”一詞作爲自家學術系統的代稱，這就表示他們心中還有一個“西學”的觀念。事實上，他們是最先在“國學”與“西學”之間尋求會通的人。這裏也應該對於“西學”的概念及其在清末的涵義稍作一點澄清。 自明末以來，“西學”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學，當時稱之爲天文、曆算。晚清馮桂芬《采西學議》(見《校邠廬抗議》)仍將“西學”等同於現代科技。甚至1896年梁啓超編《西學書目表》，情況也没有基本改變。梁氏所收集的有關西學譯注一共三百種，它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西學”，爲上卷，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等，完全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第二類不稱作“西學”而名之爲“西政”，包括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等，收在中卷，這些書都是關於西方各國如何處理實際事務的記載，確實和“學”扯不上關係。第三類是“雜類之書”，爲游記、報章等，收入下卷，更不足以當“學”的稱號了。《西學書目表》是一條最可信的證據，證明到1896年爲止，中國人對“西學”一般的認識大體仍未超出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的範圍。當時雖有“西學”大師嚴復，爲知識界所普遍尊敬，但他的西方名著翻譯是後來的事。1896年10月嚴復《與梁啓超書》中有“拙譯《天演論》僅將原稿寄去”的話，可知梁在編《西學書目表》時並未見到《天演論》刊本(按：《天演論》刊本今可見者以1895年陝西味經售書處重刊本爲最早，當時似未普遍流通)。據我閱覽所及，最早擴大“西學”這一概念的，其功仍應歸之於嚴復。1898年9月18日(陰曆八月初三日，即戊戌政變的前三天)，他在通藝學堂講“西學門徑功用”，第一次對西學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他首先在各種專門學科之上，强調“玄學”的重要性，其次又在自然科學之外揭出“群學”，包括政治、刑名、理則、史學等，即今天所謂社會科學(見《嚴復合集》第一册，臺北：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年，頁168～171)。所以這篇演講詞具有一種象徵意義，即“西學”在中國知識人心中的重要性開始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研究。嚴氏所譯諸書，如斯密亞丹《原富》、斯賓塞《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社會通詮》等都刊行在1901年至1904年之間，而上述“西學”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研究的轉向便發生在嚴譯流行全國的時候，嚴復在這一重要轉折點上所發揮的影響力是决定性的。從此以後，中國學人以“國學”與“西學”對舉而進行討論，其“西學”主要即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