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目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去的认同正变得日益不相干,而新的认同和新的认同形式正被创造出来。主要的认同话题出现于19世纪,随后蔓延到全球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是尤为争议的主题;而且理论家们正在探讨另一种认同——后民族(后民族中央集权)的认同建构。兴起于19世纪的博物馆毫无疑问是与欧洲(后来超出了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紧密相联的。今天,对博物馆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思考它们在民族—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世界中的作用。它们是否绞入了“旧”的认同形式,能否表达“新”的认同呢? 博物馆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展示认同或者成为认同竞争的场所,这要对“认同”的概念“去本质化”理解。我们要把特定的认同概念,包括“民族认同”不是看做普遍的,而是看做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具体性。即使在“思考”和“制作”“民族”或“公众”时,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呢?博物馆在这种思考和行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使得博物馆适合(有时并不适合)某种认同的功效呢? 本文思路如下:首先对19世纪博物馆的认同作用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重点是对“民族—国家”和“公众”的表述。我关心的是博物馆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表达技能的文化形式与其他认同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不仅有助于表达认同,而且有助于建构认同。文章的第二部分分析社会理论家的一些观点,从前的许多认同正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断裂和虚无的过程中,思考它们对博物馆的意义。如果民族—国家与“公众”的联系是处于退化的边缘,那么博物馆的未来会怎么样?博物馆与物质和地域性的、同质的、固有的认同概念联系如此紧密,怎么能够解决在“第二现代时期”或“晚期现代性”时期出现的认同困境。当然,这种对认同转型的解释也许是错误或夸大的,社会理论家也因此争论不休。我不是直接去阐释这个问题,而是建议在博物馆——由于长期以来博物馆在认同表达上的中心作用——这个重要场所中检验这种观点。文章的第三部分,我会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后民族的、跨文化认同的复杂性。文章的最后重新思考博物馆在“晚期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时期”表达新的、后民族的、跨文化认同的可能性。 民族、博物馆与公众 民族—国家、公众和公共博物馆在18世纪后期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789年法国革命被看做是欧洲民族—国家黎明前的关键时刻,它是一场“人民”的革命,用一种崭新的更为平均和民主的众人平等观念来取代一种贵族政治秩序。因此,开放从前高贵的收藏品是平等、博爱和自由新观念的一个意义深远的象征性宣言。私人的、贵族的变成公众的和人民的;精英们特殊的、独有的领域被打破,并向那些以前不准接触这些宝藏的人们开放。那是一个“教化”公众的时刻:将“文化”(“高级文化”的意思)带给大众,更重要的是试图培育公众。它也是产生“公众”的象征性尝试——一个自我认同的集体,身处其中的成员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彼此忠诚以及曾经被垄断和排除的自由。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努力完全发挥了作用。教化公众的举动不是在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在同样的时间和范围内进行的。然后,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关于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卡罗·杜坎(Carol Duncan)更加明确地赞同卢浮宫事件(原本贵族的藏品于1789年向公众开放)(1995:32),这些都成了“模式”并被广泛地输往欧洲,随后又传播到全球其他地区。它们在更为本土化的历史、政治和美学范围内得到重新塑造。全球本土化(或者称“全球化”)产生了博物馆形式的异质性和跨空间的公共文化。即使在随便一座博物馆内,也充满了竞争和冲突。例如,重新公开地展示艺术作品,如卢浮宫的那些艺术品,它们本身就是不同的“教化”方式——社会区分——这也会威胁到那脆弱的平等观念。博爱——兄弟情谊——显示出性别排斥(由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所提出的)是根深蒂固的,它甚至还部分地建构了“公共”(Yuval-Davis,1997)本身的概念。国家认同和国家公众也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和种族的区分来定义的。新的世界图景是一种分散的、空间化的、有限的差异,其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证明对一些人来说是困难的。根据这个图景,一些人“失去了位置”(如移民),或者是一些人发现他们的价值和文化特征被描写得比“主队”低级或缺少精神价值。 认同效用 那么,是什么使得博物馆成为教化“公众”和“想象”民族—国家的最合适的中介呢?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把自己想象成国家公众的一个成员——想象它是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一个大“队”、“家庭”和“集体”,其中大部分人是永远也不会相识的——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想象(1983)技巧。这涉及到归属感和兄弟情谊的方式,它超越了直接的经验,但只取决于具体的“边界”——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因为个人认同民族—国家和无数不相识的“兄弟们”,依赖于文化——一种拥有同样的知识和实践、表征、仪式和象征的东西,而不依赖于经验的社会联系。而且,民族—国家诞生于群众革命、宣称的平等、自由,它要求个人把自己看做不仅是被社会规范的被动的客体,也是一个自愿的、“自由的”参与者。民族—国家不是“容纳大众”,而是由“市民”、“公众”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和民族在产生统一的规范和归属感上是如此的关键。它用情感铸就秩序,并使成员为临时的领土边界和国家财产而战斗甚至死亡。 博物馆和其他公共机构都是这些新的思考方式和公共教化方式的表现场所和中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博物馆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例如,在艺术馆和工业博物馆之间、国家和省级机构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当然,它们的公共教化也并不都是成功的。不过,它对概括一些特征还是有用的,这些特征对认同效用来说是好的,并带来了十分显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