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1.03.004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6522(2011)03-0036-11 一、并行的思潮：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及其哲学基本假设的反动，它尤其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哲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对启蒙理性、人类进步和解放理想的攻击以及对宏大叙述的怀疑，击中了现代文化的要害和弊端。但是，我们也看到，后现代主义只是一味地批判和解构现代性的基本假设和前提，对于后现代文化并未勾勒出一幅令人满意的蓝图。在哲学上，后现代主义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主要包含以下思想倾向：反认识论立场或后认识论立场；反本质主义；反实在论；反基础主义；反对先验的论证和立场；反对把知识看作是一种精确再现；反对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概念；反对标准的描述；反对最后的话语；反对普遍的原则、区别和描述；怀疑宏大叙述和元叙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完全的独特的和最后的说明体系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种说明体系以二元对立为基础。在理性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哲学批判理性的中立性和至上性，坚持理性具有性别的、历史的和人类中心的特征，认为自主的理性主体只是一个神话。它也反对把它的立场看作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后现代主义对以启蒙理性、人类进步和解放为特征的现代性的攻击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人们对后现代主义著作家的主要观点已经相当熟悉，并且不再感到难以接受，例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断言历史仅仅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叙述小说，理查德·罗蒂宣称真理是完全依赖于背景的，因而人们永远不应该把自己的真理强加于别人，德里达断言文本以外什么也没有。也许我们并不同意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但是他们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生在我们时代的主要事件看上去的确犹如编剧和表演，许多构成我们实在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而只是娱乐工业和广告文化的产品，广告文化制造我们日常讨论所看所谈的影像。另外，媒体转播的时事节目，把全世界连结了起来，并且操纵了人们的视野和思想。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所有的媒体影像一起给人们造成一个“清洁”战争的印象，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高科技武器系统的使用，而不是战争本身的实际原因和后果。这一事实强化了后现代主义的论断，即我们的世界是我们“构造”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实际上“是”某种东西。这样，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我们仍居住在一个假象和奴性信念的世界中，通过启蒙理性使人类获解放的计划失败了。 值得注意的是，从1967年德里达完成《论文字学》到2004年他去世，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潮期，也是后结构主义的主潮期。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有天壤之别。后结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一翼，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容低估，两者也确实有很多相似点，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本·阿格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提出：“为了表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相似点以及它们对解构性文化研究的影响，区分二者是很重要的。”[1]109他认为批评判的后现代主义与肯定的后现代主义是有所不同的，要具体分析不同的理论家如何以有助于他们区分不同形式的真理、自由、公正和美好的方式来将文化当下和政治当下联系起来，这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阿格认为文化解构者最具挑战性的论点就是阅读和写作完全具有同样的建构性，没有纯粹的或既定的书写，只有视角性的书写，这些书写出现在阅读语境中，反映读者的需求和利益，读者给阅读带来价值、态度和实践利益。也许会有人说任何文本都可以变成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便威胁到了相对主义。“阅读就是书写这一断言是一个协调性的想法——那就是什么应该是真的。在此，分清楚两种解构断言非常重要。一方面，德里达论证了为了补充和完成书写，阅读必须存在——离开人们阐释和使用书写的语境，就没有‘诸如此类’的写作(德里达反对无预设的文学解释的实证主义模式)……另一方面，更具政治性的解构将认为，阅读建构性地参与到书写中并不意味着阅读就是书写。”[1]109这一区分显示了非政治性与政治性解构的差异。前者所有阅读就是书写的设想是非历史性的；后者区分了私人性阅读和公开性阅读，因而涉及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这一思想路径与他对两种现代主义的区分完全一致。 我们也知道，那些后结构主义大师们崭露头角时大都被当成结构主义者。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结构主义的那些“结构主义”思想，可能开启了思想史上的另一个时代。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会上，德里达出人意料地攻击结构主义，并对列维-斯特劳斯展开追根究底的批判。结构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就孕育出它的掘墓人，在随后的思想多变的日子里，整个20世纪后下半期，人文学科终于在后结构主义这块无边而且无底的地盘上，展开了随心所欲的思想游戏。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这一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思想界对打破传统秩序和思想封闭状况充满渴望，后结构主义既艰深晦涩又自由挥洒，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把锐利的颠覆性力量与思想繁复深奥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也正因为此，后结构主义就不仅只是某种知识体系，它同时是充满活力和变数的思想库和工具库。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各样的知识流派和思想体系——这些流派经常以反后结构主义的面目出现，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最近发展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等等，都与后结构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它们本质上不过是后结构主义的旁枝横逸，或者是在攻击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活动中才获得新的理论资源和动力。正如本·阿格所指出的，“所有学术成果中，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最大。所有文化研究观点中，受这两种欧洲思维传统启迪的文化观点最为模糊”。[1]93还因为“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套认识论和推理原理，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理论。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注意，因为人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有关，而后结构主义则与知识和语言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紧密交织，因而不可能，也没希望将它们作简单的区分。人们不得不参与到刻意简化的名称分类学和它们的学术成就中来，以便充分划定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和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范围——而这范围划定也会混淆某些关键的差异要点”。[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