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民俗生态保护臆说 陈江风、顾艳玲(郑州轻工业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1.1.40~43 在如何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既没有具体的理论指导,也缺乏成功的实践经验,给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另外,由于认识和标准模糊不清,在许多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中,一些传统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被看成是封建迷信,而从国外传进的基督教作为信仰却受到了保护。为此,我们必须解决观念和操作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尊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其次,认清民俗文化机理:保护民俗文化的前提。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本真性主要体现在血缘关系、庙会纽带、村落文化、传统节庆等所折射出的民俗文化的机理中。再次,政府重视:保护民俗生态的关键。为此,应该设立专门管理组织;专家定期巡回指导;定期在实验区之间进行交流和评比,推广成功经验。 “非古即洋”扼杀文化原创力 郑晓华(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2011.4.29.(24) 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口号,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文化创造力缺乏的时代背景下,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高效、快捷的文化发展之道。无论是在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各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造层面,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配合,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较快地摆脱了文化“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形成了面向大众的、健康向上、繁荣活泼的文化艺术事业格局,对我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思维惯性和创作惰性的促使下,某些人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产生了误读,似乎中国文化艺术只能是古人或洋人“成品”的二次开发和解读,或者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不模仿借鉴古人或洋人,就无法独立创作、探索各类艺术规律、进行原创性创造,并实现“中为洋用”。长期“泥古”“泥洋”的惯性思维,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对“非古”、“非洋”、未经开垦的艺术原始区域的存在的忽略,从而“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对“古”和“洋”习惯性依赖,对原创文化艺术的陌生,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很多人只会当“二道贩子”。组织力量投入对“古人”、“洋人”未涉足、未开垦文化艺术“极荒世界”的研究、探索、开拓,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中国文化的样式,也有助于我们创造、接续已延绵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之链,形成和“汉风”、“唐风”并驾齐驱的国风和文风,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孝道与贾道的双重变奏 ——明清徽商与孝文化 李少玉(安徽师范大学)/《孝感学院学报》,2011.3.10~18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元德,是治国的经纬和维系家庭的纽带,它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内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传统孝文化对商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性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明清时期,对徽商的影响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考察。1.积极影响:1)促进了徽商队伍的发展壮大。2)涵养了徽商良好的商业道德。3)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4)促进了徽州社会的稳定。徽州社会组织稳定而严密,其中的孝文化是维系徽州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和支柱。首先,徽商在家庭内部倡导孝文化,使得家庭关系融洽,进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其次,徽商的义举有力地维护了徽州社会的稳定。2.消极影响:1)落后性——限制了自我创造。2)保守性——束缚了个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