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109-06 一 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国的崛起与海外中国学的兴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正在从传统“汉学”向“中国学”转变，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尽管人们还在为其究竟应该定位为“汉学”还是定位为“中国学”而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中国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世界性学问。 一般认为，汉学发轫于16世纪末的西方，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到20世纪逐步进入繁荣期。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欧洲，称之为“汉学”，英文即“Sinology”。“Sino-”是希腊语，表示“秦”的意思；“-ology”是指学科。“汉学”的定义是“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历史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古文、哲学和文学，直到二战后才逐渐扩展到现当代中国的研究。 欧洲“汉学”是语文学的概念，是版本学、考据学、文本学的范畴。美国的“中国学”基本上已经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了，即在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展开中国研究。因此，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欧洲与美国有比较大的区别。李学勤先生曾做如此概括，即对历史中国之研究称之为“汉学”，对现当代中国之研究称之为“中国学”。 1.欧洲中国学 欧洲的汉学传统源远流长。自16世纪中叶始，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他们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奠基了欧洲汉学研究的雏形。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汉学研究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从19世纪直到二战前，包括法、德、英、荷和北欧国家在内的西欧各国一直是传统中国即所谓“汉学”研究的中心。欧洲的汉学家大多精通汉语，注重语文学和翻译，研究项目多半是艺术、中国文学和历史，他们译介了中国大量的经典历史文化作品，对传播中国知识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欧洲汉学研究仍以古典研究占主导地位。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领袖的研究。此一阶段，欧洲的中国学者多采取“阶级斗争”视角进行研究，法国索邦大学的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英国伦敦大学的沃克(Kenneth R.Walker)皆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谢和耐则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是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以传统但不保守的治学方法，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又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研究框架，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开拓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代新风，在汉学界享有盛誉。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SOAS)则是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 1970年代开始，欧洲中国学研究日益社会科学化，其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都发生了范式性变化，新一代学者开始质疑上一代学者的基本前提假设，他们的研究思路突破了阶级斗争的范式。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后，欧洲的许多中国学研究者开始关注中国内部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力。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欧洲的中国学研究主题有所变化，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干部管理、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腐败问题以及各级、各部门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和认同、中国的文化认识和海外华人的认同[1]。 2.美国中国学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最初也称汉学，其历史脉络应追溯至19世纪。同欧洲汉学一样，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与19世纪传教士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美国自晚清介入中国事务，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开始增加对中国的研究。二战后，随着冷战不断加深，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实用主义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朝鲜战争结束后，一批退休的军中情报人员进入大学，推动了对中国的研究。同时，美国学界、舆论界更加鼓励和强调对当代或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以费正清在哈佛设立的中国研究中心为起点，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始从基于欧洲的“汉学”研究转向“当代中国”的研究，英文称之为“Chinese Studies”，即中国研究，亦称“中国学”。其后，美国的部分重要大学陆续开设有关中国的课程，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12所大学甚至设置了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中心。其间，美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的交互影响贯穿始终，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60年代，美国学术界热衷于确立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积极参与学术、政策、文化教育和美中关系的讨论；1980年代，中国学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与学科化得以深化；199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进一步走向学科专业化和国际合作[2]内容提要。 3.日本等国的中国学 由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渊源深远，故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甚早。从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可以称为汉学时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学术界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开始突破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纷纷追求自身学科的独立性，于是出现了在方法论上持实证主义的“支那学”。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政治化倾向异常明显。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和支那学日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中国学。1949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宣布成立，由于该学会主要继承了战前汉学和支那学的传统，研究成果还是以古典研究为中心。1951年，日本新成立的“现代中国学会”，则以对现代中国的关心为出发点，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学等。1986年，“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文化学会”。此一时期，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学者们试图以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胜利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探索中日两国在西洋文明的冲击面前各自的反应，并探讨其潜在的思想意义，以中国的近代化来批判日本近代社会。进入198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即随着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壮大，逐渐突破了过去那种以文史哲研究为重点的局面，扩展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社会、外交、艺术、军事、环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当代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多元化研究视角让人耳目一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