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天安门前，总会令人浮想联翩。从现实的天安门城楼想到国徽上天安门图案，心灵向民族象征体系的方向飞翔，从现实的天安门广场想到北京地图，心灵在京城模式的范围里游荡。由天安门体系所关联的民族象征体系，内蕴着现实、历史、文化的层层深邃，由天安门体系所定位的京城模式，关联着现实、历史、文化的种种难题。 现代的京城模式是怎样展开的呢？ 我1982年来到北京，那时从动物园到中关村是一片片的农田，北京还只有二环路，三环正在修建之中，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到北太平庄，迎面而来又后退而去的，是一处处的田园风光。只有过白石桥，穿动物园，进西直门，城市的景观才展现开来。那时的北京城的空间范围，与古代北京和民国的北平，基本上是重合的。很快，80年代三环完成，90年出现四环，新世纪初完成五环，而今（2010年）的北京街头卖的是有六环的北京地图。二、三、四、五、六环，环围何处？环围着天安门，现代北京的中心！ 看着而今的北京地图，想一想现在的北京，有着怎样的一个结构？而这一结构又是由怎样的思路产生出来的呢？ 有了天安门这一现代北京的中心，现代北京要发展，一个最自然的思路：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必然是以天安门为中心一环一环地向外扩展。这一发展过程和方式被理论家批评为“摊大饼”。这是一个贬义词。这一“摊大饼”方式已经在最新一版（2004版）的首都规划中受到了理论否定，然而，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形成大饼似的五个套环已经是现代北京的地理事实。北京的新发展，无论怎么规划，无论态度如何，都要荣耀地或无奈地面对这一事实基础。在这里，人们也许要想到环环相套的现代京城结构，与外城皇城宫城层层相套的古代京城结构的某种相似。当然，现代的京城模式不仅是一个层层相围的多层方环，虽然仅此一点就屡遭诟病。扩而巡望，且先看看京城模式有怎样的一个历史演进。 北京，作为现代中国的首都，阖阖碰碰曲曲折折地发展到今天，呈出了世界建筑史和世界城市史上最为奇特的演进景观：每当北京出现一轮新的发展，就会出现一轮巨大争论，每次争论，少有理论上的结果，多为现实中的胜利。而现实中的胜利并没有真正巩固理论上的成功，只是为下一次的新争论埋下了火种和能量。这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往往令人重新回首一切争论的总基础，建国之初的两个体系，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这两个体系，不仅是两个民族象征形式之争，而且是两个京城模式之争。 从京城模式的角度看，两个体系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在基本理念上，是如何看待古代北京与现代北京的关系。天安门体系把古代北京与现代北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现代北京，梁陈方案把古代北京与现代北京区分开来，形成两个不同的北京。这一点包含着非常丰富又非常复杂还非常微妙的内容。天安门体系更符合中国型的思维，深契合《周易》的曰生（天之大德曰生）日新（日新日日新），既继承又发展；梁陈方案更符合世界的现代思维，在现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只有区分，方可双赢。天安门体系符合新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念：改造中国改造北京。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和已经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在世界革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一定要在世界面前展现一个具有历史厚度、文化厚度、现代厚度的新北京！梁陈方案契合于既具有传统士人心态又具有世界美学眼光的美学情怀，雄伟的北京城，在世界城市、世界建筑、世界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一定为中国、为世界、为建筑、为美学、为文化保留一个今人和后人惊叹不已、骄傲万分的古北京。 在基本结构上，是形成怎样一个城市的基本结构？京城模式是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天安门体系把古代北京和现代北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心，这里，既有过去的辉煌，又有今天的创新，新北京就是在一个中心的模式中重新安排古今，按今天的需要，把古今结合为一体的新北京。梁陈方案把古代北京和现代北京区别开来，并置两个不同的北京，古代的灿烂和而今的现代，辉煌历史的完整保留和伟大革命的崭新创造。 在基本景观上（这一点可以归入基本结构，但强调的重点不同），是以一个中心为核心、以古今融和的方式来配置纪念性建筑、地标性建筑、景观性建筑，还是以两个中心，在区分古今的基础上，在古的范畴里，完整保留传统，在今的范围内，以古今融和的方式来新建纪念性、地标性、景观性建筑。 在基本理念和基本结构的结合上，天安门体系和梁陈方案都包含了当时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和广大民众无意识中的现代北京的两个目标：第一，北京应当是一个文化古都：整个北京城要通过自己的空间结构和建筑形式来展现中华民族伟大而深邃的文化；第二，北京应当是一个现代新都：整个北京城要通自己的空间结构和建筑形式来展现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力争上游雄心。只是天安门体系要把这两个目标以整合统一的方式体现出来，梁陈方案要把这两个目标以各自分离的方式体现出来。因此，天安门体系与梁陈方案的根本区别，不是最高理念上的，而是具体形式上的，在具体的京城模式的空间结构上，是整合还是分离，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