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西方理论与中国媒介 数日前我才初到中国，对这里媒介情况的了解主要得益于英国的报道及戈德史密斯学院的中国学生，因此，我首先要承认在其他地区使用西方媒介理论所存在的困难。 “媒介研究”分析框架是以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特殊背景为前提的，不能毫无批判地把它“出口”到其他环境中（比如当代中国），为保证这一点，对该学科进行“去西方化”是当务之急，这也是逐渐达成的共识。一些西方媒介理论只关注自己所在国家的问题，视野狭窄；也有一些正在兴起的媒介的“普世理论”，它们源于英美等国的特殊经验，仿佛来自这些富裕、稳定的民主国家连同其新教历史和帝国事务，能够代表全世界一样。此处仅举一例。人类学家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的著作表明，如果不是预设适用于伦敦或纽约的条件具有普世性，而是以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的技术和制度的结构形式为基点，“媒介理论”的面貌会大为不同。 更概括地讲，“现代性”概念本身便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一些“大城市”（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纽约）经常被用来表征现代性的历史，使它看起来像是完全在西方内部发生的事情，但现在这个名单中必须要有上海或深圳——就此而言，把现代性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观点显然已经破产了。非西方的城市经常具有与所谓的“现代城市”相反的特征，因此某些关于城市的传统的西方观念，比如何谓城市？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可能已经落伍。其他地区的城市也许会向西方展现其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追赶西方”，这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可能是什么。 二、文化研究的地理：棘手的领域 以上述对地缘政治的论述为前提，我要转向一个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什么是文化研究？它是一种视角，注重文化过程的特殊性及其效用——而不是把文化还原为由“真实的”政治或经济过程所决定的、次要的“副现象”。从此一视角看，可以认为社会是通过文化与传播而被构建的，但是文化研究并不认为世界是仅由漂浮的文本和各种文化话语所构成的王国——它在文化与权力、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对文化进行研究，并认为所有这些过程均有其文化维度。 我所从事的文化研究的特殊传统忠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立场，并促进其发展。“扎根理论”指对出现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的现象进行理论化，形成理论框架并加以应用。这与多数美国的文化研究有所不同。美国的学者对抽象的大写“理论”心怀敬意。我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关注“局部”的理论成果，如全球化、受众消费或技术发展等问题在不同环境中是如何进行的，而不是要创造概括性的、抽象的模式。作为一种原则，它拒绝任何“万能”的理论模式，即认为存在一把能开启所有房门的“万能钥匙”（不管是政治经济学、话语理论、符号学还是其他），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将之称为“懒惰的抽象形式”。塞尔指出，要打开一扇门，就必定要锻造一把合适的理论之匙，这样才能对现象进行充分分析，而不能把一切都还原为仅有的几项普世模式。 文化研究的产生总需要特定的地点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因此必须要对理论的适用性及其局限具有反思意识。我所描述的学术传统本身就有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语境，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还在地方性的伯明翰大学中处于边缘地带。文化研究最早关注的焦点是“二战”后英国民众对霸权统治“广泛同意”（随之就崩塌了）的政治结构。当时它还局限于民族视角，其重心在阶级，后又包括英国国家框架下的性别、族群冲突等。现在我们不得不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跨越国界的文化研究形式，“社会”不再等同为“民族国家”或被局限于特定的地缘领土范围，因此原有视角已然失效。雷蒙·威廉斯在他的时代说“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指的是“国家／民族的文化”，但现在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超越国界的文化才是平常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之一是，英国文化研究已通过国际出版业被广泛出口到其他国家，似乎其视角对全世界的文化分析都同等有效。但是其原则和方法对非基督教、非帝国、非欧美文化的地区的适用性如何？如果不适用，需要做出何种改变和“文化翻译”——这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才能使文化研究与不同的语境产生某种相关性？ 然而，即便来自英美语境的文化研究模版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只有“部分的相关性”，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好战的姿态退回到“地方主义”，原则上拒绝使用任何非本地原创的理论资源，这样做只会得到极其有限的成果。如果这样，单个的地方性事件之间就没有了通约性，积累性或比较性的知识形式也无从产生。与之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共享有用的知识形式并各取所需，根据地方环境的要求对它们进行转化和再利用，这样我们才能发明出适用于不同时空的“文化研究”。 三、积极受众、文化消费和媒介权力 以上述内容为导论，现在可直接转向受众研究问题。拉丁美洲的媒介学者马丁·巴波(Jesus Martin-Barbero)有一则发生在多年前的逸闻，那是一段让人不快的经历。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带领学生看一场流行电影：“开演20分钟后大家都非常厌倦，因为电影粗俗不堪，于是我们开始起哄讥笑。这使旁边的观众大为光火，对我们大喊大叫，还想把我们赶走。我发现他们被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极度享受……出来以后我感到很迷惑，不知道在我看的这部（极其不同的）影片与别人（似乎）看到的那部影片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扪心自问，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别人看到的不是同一部电影，又会如何看待我对该影片的意识形态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