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介入文学批评早已有之，但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是指由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催生的各种反对形式批评的文化批评理论，这些理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输入中国，一时出现了众多理论话语齐声喧哗的局面。不过，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这种理论：来源于西方理论资源的文化批评符不符合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理论过剩”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化批评是不是一种不能深入文学内部的“不及物”的批评模式？ 文化批评的西方语境 反思是必要的，没有反思就没有理论上的进步。每一种理论都有它得以生成的土壤，也都有它适用的界限。伊格尔顿认为，“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出自美国，或者至少在那里迅速扎下了根，并且反映了这个国家某些最棘手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对中国引进后现代主义理论非常地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所造成的一种时间扭曲，“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①言下之意很明确：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其实是西方理论殖民的表征，中国目前面临的是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后现代性的问题。按照伊格尔顿的逻辑，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前的文化语境完全是错位的。但是仅仅以历史发展的分期来限定理论的适用空间显然过于武断，只有回溯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历史语境才可能真正明确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 为什么要进行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阿多诺为什么要批判大众文化？因为他信奉现代主义的激进美学，认为大众文化是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为什么经常谈到传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那是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他想通过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建立一种共同文化，一种理想社会。杰姆逊为什么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因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有时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伊格尔顿为什么要进行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他认为这是激进的政治变革的准备。即便是被伊格尔顿嘲讽的“在政治上含混不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也还想着通过身体、身份、种族、性别、非同一性等等去反抗资本主义的体制化。文化批评理论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就在于传统的文学批评遭遇了“意义危机”：文学本来是一种贴近人类具体生活经验的人文现象，如果文学批评只能在语言符号、形式结构、审美乌托邦里打转转而无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的话，那么这种文学批评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人觉得这样一种沉重的社会担当是文学批评的不可承受之“重”，然而回顾历史，文学批评的最初形态不都具有这一特点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批评只不过是“把文学批评唤回，使其回归它已离弃的古道”②。正是因为文化批评强调批评的现实意义，所以它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十分宽容的：“研究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试图去做什么，以及置身于何种境况……任何方法或理论，只要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战略目标，有助于通过对社会的改造而创造‘更好的人’，就都可以接受。”③因此，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批评并不仅仅是针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如果有必要，文化批评也会去解读文学经典；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批评也不是强调只能从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如果条件合适，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一言以蔽之，西方语境中的文化批评并不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强调社会批判的批评策略。 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在文化批评理论兴起之前的几十年里，形式批评和被自由主义理论浸透的人文主义批评，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学术机构。这种批评方法非常反感文学与社会政治的牵连。因此，文化批评的现实关怀也是西方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矫正。 文化批评的中国境遇 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化批评在西方语境中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批评策略，它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可循。然而它一旦进入中国语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别人强调的是现实关怀，我们强调的是理论特征。按照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一种理论必然要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有明晰的方法界限。于是在有些研究者那里，文化批评被理解为针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活动，文学批评被排除在文化批评之外。在有些研究者那里，文化批评被理解为对文学的“文化”批评，是借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理论资源，来解读文学现象的“批判话语”，传统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好像是绝然不同的。我们以“划界”的思维方式理解西方“越界”的理论追求，误读不可避免，由此而产生拒斥的心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史的历程确实不同于西方，两者的道路甚至是绝然相反的：他们是现实关怀不足，我们是现实的束缚太重。由此看来，文化批评引入中国确实有水土不服的风险。但中国同样也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知识分子去认真面对，如文化身份的认同，底层状态的书写，消费主义的盛行，宏大叙事的消解，女性权力的诉求等等。文学批评能够对此沉默不语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当然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而来，想要闭门不纳都已经来不及了。 文化批评理论化色彩颇受诟病。很多人抱怨一些文化批评的术语玄奥虚空，大而无当，认为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批评实践中完全是语言游戏，生搬硬套。在他们眼中，文化批评是一种“空谈”的批评。这种观点与前些年一些学者忧心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心理极其相似。在他们看来，用西方的理论资源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一种学术上的崇洋媚外和妄自菲薄。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比较陈旧的语言观：语言无非就是表达意思的工具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理论语言阐述同一个问题。其实，当我们把西方理论翻译成为中文的时候，这些理论就已经中国化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西方理论称之为“中国的翻译理论”。运用这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得出的结论也许完全可以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话语给出，但是得出这些结论的思维过程可能与中国传统理论大相径庭。试想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与中国传统的“中庸”观念能够画等号吗？我们经常说，文学作品本身与用另一种语言转述的文学作品是不能画等号的。其实对文学批评来说也是一样，文学批评的论述过程也绝不应该简化为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转述的批评结论。
